在周恩来生平研究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自周恩来1924年回国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与共产国际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而，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探讨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周恩来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实为研究周恩来生平不可或缺的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本文分四个阶段试加论述。 一、初步的独立思考与组织上的服从(1924.9-1927.7) 周恩来积极配合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工作；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但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右倾让步政策，作为党的干部，他只得服从这一决定。 1924年7月周恩来自欧洲归国后，于9月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0月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实际斗争中，在国际代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以善于学习、扎实工作和广泛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卓越才干赢得了好评。中共五大之前，尽管周恩来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成员，但他对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全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以及领导权、农民和国民党的分化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建军原则及军队的性质、任务、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更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党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有了深刻了解。当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后，他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威胁统一战线的因素所在。为捍卫中共的地位和尊严，他作出了强烈反应。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决定利用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条件，准备在会上提出开除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要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国民党二大开幕的当天，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正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极力排斥共产党员。希望国民党二大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成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注：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但在维经斯基主张下，中共中央却决定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得放弃自己的主张，执行国际代表和中央的决定。 在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周恩来都曾提出坚决反击右派进攻的建议。但是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却要求中共中央采取让步策略。中共中央服从了国际代表的指示。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服从组织决定。他很清楚，这样退让的结果只能助长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所以，当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成员饶竞群请示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执行整理党务案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在校坚持工作。 从1926年末开始，靠北伐扬名中外的蒋介石，公开散布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不满的言论，并挑起了迁都之争，分裂倾向日益明显。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却只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不提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而周恩来等人却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我们只能加强和巩固民众势力，以便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能够“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注：《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23日。）。12月11日，周恩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指出：不应害怕冲突和分裂，“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五卅”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冲突与分裂“不但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显然，周恩来的意见与共产国际只强调团结、惧怕分裂是不同的。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听不进和无法接受这种正确意见，以至在右倾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痛切地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为了进行有力反击，周恩来提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我们“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这个建议仍未被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