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妥善处理党内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品格而为世人所赞颂。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应以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利益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这是个丝毫不能动摇的原则；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应变；而作为个人，在名利得失、荣辱毁誉面前，应当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这里，仅举周恩来对几次党内矛盾的处理情况，以说明其品格之伟大。 （一）良方弥缝隙 对于红四军党内在建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周恩来下了一道“方子”即《中央九月来信》，他体现出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时以大局为重的思想和高度的党性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红四军。随着红军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对红军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问题，在四军党内产生了某些分歧，行动上也常有表现。发展到后来，围绕前委之下要不要设军委这一焦点问题，两种意见截然不同，并且集中表现为红四军创始人之间的争论。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解决了要不要军委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解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没有建立起来。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南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军事负责人的周恩来对红四军发展前途十分关心，这场争论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敌强我弱、不断被围剿、战斗十分紧张的环境中，革命队伍内部尤其领导人之间存在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革命是极为不利的，应当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他同前来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多次交换意见，根据全国红军的情况以及中央研究的意见，对红四军的整个工作做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同时，“前委对日常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使红四军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得到了圆满解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使红四军不仅胜利地度过了危机，而且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刚柔拯危局 “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则在刚柔之间”。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立三路线”的斗争，周恩来把刚与柔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既谦让随和又有所节制，可以三缄其口，而决不意气用事。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他真正做到了勇于当所勇、退于当所退。 1930年6月至9月间，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9月，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依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案的基调，批评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对“立三路线”错误有轻描淡写之误，仅仅把他归结为“策略上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党内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错误倾向。对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开始时不置可否；随后在执委会发出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中，突然将“立三路线”错误升级，指责“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就是极危险的冒险”。相应地指责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批评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重新评价，不仅打断了三中全会后纠“左”的正常进程，而且也使党内出现极大混乱，原先潜伏着的矛盾暴露出来并趋向激化。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企图夺取中央的权力；党内许多对立三路线出于激愤的同志也纷纷卷入要求改组中央的风潮。为了消除党内分歧，周恩来到处做工作——说服、解释，但无济于事；他作为三中全会的主持者之一，自己反倒成了斗争目标。 当时，党陷入一场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必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误解和泼来的冷水，他没有作什么辩解，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以共产党人的坦诚态度，检讨自己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同时，对党内的非组织活动和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的做法。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的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立场上来作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四中全会以后，他找罗章龙、王克全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同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后由于罗、王一意孤行而受到组织处分。周恩来坚持原则和说服教育，终于使党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