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若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访问学者 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1941年,国民党方面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迅速出现了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后在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对策,缓和了国共关系,从而避免了更大悲剧事件的发生。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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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经历了由全面对抗到逐渐缓和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有利于中华民族抗日大业。本文拟对此转变过程及原因作一历史考察。

      一

      1941年初,国民党方面惨绝人寰地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又继续高举反共大旗,发布“1.17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革除军长叶挺的职务、交军法审判,严缉归拿项英,军事上再次重申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命令各战区准备进剿,“限二月完成。”(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显示了皖南事变后初期,国民党方面确实有与中共分裂和打内战的准备。

      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也对局势的变化做了最坏的打算,“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页。)在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期间,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积极部署军事行动,意图以全国政治、军事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中央先后指示彭德怀、刘少奇等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华北方面八路军从速准备七万机动兵力,随时待命支援新四军;华中方面新四军“苏北包围韩德勤,山东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消灭,我应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沈,解决华中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页。)并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表示,“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55页。)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决裂”,其下一步是宣布中共叛变,取消八路军,“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注:综合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党的斗争,政治上,“抓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进行全面反攻;军事上,巩固我党领导的五十万大军,从思想上、精神上提高抗日反投降情绪,准备反攻;组织上,重建新四军军部,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送任何电文,中共参政员不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随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正式提交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表示蒋介石如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国共谈判”。(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新组建的新四军也迅速形成对华中反共军战略反攻的军事布置,并计划向大后方进军,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陆续撤离。

      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政治尖锐对立、军事上紧张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国共合作的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本着对民族生存负责的态度对处理皖南事变后的国共矛盾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强调和坚持的主要是政治反攻,对军事反攻问题则异常小心和克制。在惊悉新四军皖南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即表示:“‘左’派主张我们马上同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在华中的刘少奇也向中央提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决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在区以外以暂不实行反攻为妥。“(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20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军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同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正确政策”,要反对‘痛快干一下’,‘这下子可以恢复内战时代的一套办法了’等等错误认识,应当避免和纠正一切‘左’的陷自己孤立的错误举动。(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重申中央的立场,“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反攻终于只处于准备阶段,而未付诸行动,为以后国共关系的缓和埋下了伏笔,否则,国共关系究竟会演变至何种状况,实在难以预测。

      二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影响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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