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农业生产有所增长，农业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文革”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如何评价，有多种意见。对“文革”期间农业发展的科学评估，取决于怎样看待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的速度和粮食增长问题。本文试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波动及其动因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就“文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波折 经济波动分析，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波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增长型波动，即绝对值上升，只是增长率高低起伏波动；另一种是古典型波动，即绝对值正负增长交替发生。本文所说的波折，是指绝对值负增长。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是一个在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根据这一基本国情，本文确定衡量农业波动的指标主要是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两项。以农业总产值为主要考察指标；以粮食产量作为参考指标。根据对1978年前26年的考察来看，我国农业增长波动仍属古典型波动，其中农业总产值呈负增长的有1959至1961年连续3年（按可比价，下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农业大波折；“文革”期间，1968、1972、1976这3年是负增长，受“文革”惯性作用的1977年仍是负增长，这三次波折间隔的时间短，其深层次的动因是共同的，即受“文革”“左”倾错误影响而实施了在实际上抑制农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国民经济中工业的偏斜运行，这三次波折合并为第二次农业大波折。换言之，从经济分析结论看，农业在“文革”时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次大波折。这一结论，可以从下面几点分析得到证实。 第一，建国后40多年来农业总产值负增长只有7年，其中“文革”时期就有3年，而且1977年也是受了“文革”惯性的影响，即共有4年，占负增长总年数的57%。 第二，1977年农业总产值与1967年相比是有增长，年均递增速度为2%。但将这一增长速度与40多年的平均发展速度相比，就看得出其增长速度是极为缓慢的。1952至1995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均递增速度是4.3%，这比1967至1977年的年均递增速度高出2.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不及43年间年均递增速度的一半，由此可见，“文革”对农业的破坏是严重的。 第三，进一步对1967至1977年农业总产值增长进行分年度分析，年际间增长情况是，除有4年为负增长外，在呈正增长的7年中，1967年仅增长1.5%，属徘徊；1969年增长1%，属恢复性增长，但仍未恢复到1967年的水平；只有1970、1971、1973、1974、1975这5年的增长速度在3%以上，分别是5.7%、4.2%、8.3%、3.5%和3.1%。可以看出：所谓“文革”期间农业呈缓慢增长，并非是整个“文革”10年，而实际上只是其中的5年。即使如此，1970至197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只是3.4%，仍低于1952至1995年43年的年均递增速度，这进一步说明“文革”对农业的严重危害。 第四，农业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首先看农业总产值增长情况：1967至1977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比同期人口年均递增速度2.2%低0.2个百分点，农业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均农业总产值呈负增长，这足以说明是波折。再看粮食增长情况。1967至1977年粮食产量年均递增2.6%，比同期人口年均递增速度高出0.4个百分点。但必须看到，粮食的增长，是以牺牲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为代价的。这一时期，在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方针中，一些地方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出现“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及围湖造田，毁林、毁草造田，通过行政手段向粮食生产倾斜配置资源等现象。这主要是与粮食生产供不应求，自60年代初期中国即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极低这一经济背景有关。1977年与1967年相比，棉花总产量减产13%，人均棉花产量减少31.7%；油料产量下降幅度更大，倒退了20年，产量降到1957年水平之下，人均油料产量比1967年下降15.9%。 更为严重的是，农业科教事业遭受重创，农业院校被迫搬迁到农村，科研机构被撤消和下放，资料流失，人才断档，这使得本来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中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更为滞后。由于毁林、毁草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加上围湖造田等，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造成了对当时及以后农业发展的无法估量的影响。 二、农业波折、徘徊的深层次动因 本文从微观的农村经济运行和宏观的国民经济运行两个层次，对这一时期农业波折、徘徊的深层次动因进行分析。 （一）在农村推行一系列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是农业徘徊、波折的深层次动因 在农村“四清”运动后期，特别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总的政治背景下，农村中大搞所谓“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和租地自由）受到批判，大寨被当作推行“左”倾错误的典型和工具。这一切，使得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实行的加强农业、解决队与队之间平均主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恢复农村集市贸易、自留地等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受到干扰甚至被取消。一句话，实行了一整套抑制广大农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积极性的政策，是农业徘徊、波折的深层次动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受冲击，“穷过渡”连绵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