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应该说，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我认为，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就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不少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我觉得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一般教科书大抵沿着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路子介绍民主观念，偏重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经验，特别是关于卢梭的公意学说，而对于经验主义的民主学说，如洛克等人的学说，则茫然无知（我本人长期以来就陷入这种偏向之中）。 我以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朝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我认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庸俗进化观点（这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这种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第二，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第三，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第四，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甚至相互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它们的踪迹，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们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影响。我们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的时候了。 “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旧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还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肯定庄子），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功利主义），还不能被视为是吸取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埋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域，但是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方面的两门显学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晋鲁胜为之作注的《墨辩》，在亡佚千余年后，经清代毕沅重拾旧续，将其残编断简重新加以整理，到五四时期则成为当时许多具有代表性人物所关注和研究的学问之一。另一种则是对佛学唯识论和久被遗忘的《因明人正理论疏》，这门由印度输入的有关逻辑的理论也是当时为不少学者所关注的学问之一。可是这种热忱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倘得以深入下去，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当时在融化西学方面做得较有成就的是中国通史、哲学史、小说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