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通过走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也建立在农民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呢？“民粹派”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西化派”认为必须经过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国情的认识，做出了这样的历史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国外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曾经论述的：近代史就其近代性和进步性而言，不外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因而“工作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而断言，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他认为：“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居然变成了‘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体系”，这是“现代历史上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大事”（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7、51～52页。）。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缺乏理解所致。为了正确估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发展。 19世纪中期，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时期马克思倾向于把他所发现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看作一种典型发展模式，并以此来探讨和衡量非欧社会的发展道路。19世纪后期，非欧社会在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矛盾四起。非欧社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引起马克思的关注，他开始研究东方的社会问题，并修正了自己原先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些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马克思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坚决反对把多样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可避免性”只限于欧洲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他指出，非欧洲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马克思上述观点的重要启示在于：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在东西方不同社会结构与传统条件下，如何最少波折地吸收资本主义因素中一切肯定成就，而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村的农民革命为中心，农民革命的最终目标一定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抵制民粹主义思潮的侵扰，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就、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应该看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条件下，民族主义与工业化有时是互相排斥的。在近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这在俄国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称之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在亚洲有甘地主义。在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注：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早在建党初期，瞿秋白对中国社会革命目标选择上的乌托邦主义就有过深刻剖析。他指出：“中国如此的经济组织里，最会发生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以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切旧时帝制资本主义的流弊便立即轰得烟消云散，顿现地上的天堂”。他认为：“旧时的乌托邦主义，虽然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不能解释明白他，所以亦没有办法可以颠覆他；他们只能一味的否认资本主义”（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瞿秋白批评了“孙中山主义”，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他也批评了章士钊的“农业社会主义”，他指出：“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心灵将“日益堕落，但历史决不能‘向后转’”。瞿秋白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路只有一条——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行阶级斗争”（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202页。）。在《赤都心史》一书中，瞿秋白专门记录了在莫斯科访问苏俄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的一段话：“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19世纪70、80年代盛行的民粹主义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140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认为：“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230页。）。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就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正确地批判了民粹派主张利用俄国的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天堂”的浪漫幻想，他们坚持认为俄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注：参见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显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二月革命后，列宁又进一步提出由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到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认为“直接过渡”的设想不合实际，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贸易自由。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页。）。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1921年5月至1922年底，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和通信中，不仅全面介绍了“新经济政策”的详尽内容，而且还向读者展示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苏联国内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党内争论。瞿秋白认为，“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瞿秋白也特别注意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能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必须以“振兴经济”同时又“不堕资产阶级化”为原则，“所以必须受国家的监督管理”（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3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