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抗战前国民政府的训政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则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6)

原文出处:
民国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特辑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10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训政”时期延续了20年之久。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是其奠基和初期实施阶段,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沿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国民党“党治”的强化,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实际确立,以及五权分立的五院制的形成,具有显著的特点。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与抗战前国民党训政的关系,这种体制形成的进程和实质,以及其主要政策的演变。

      一

      国民党训政的纲领、基本法和体制的形成,主要体现蒋介石及其拥护者的意志,是拥蒋派和反蒋派多次较量后逐渐确立和完善起来的。蒋介石等人认为,他们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是遵行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及其遗愿,其实在根本上是貌似而神离的。

      蒋介石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既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镇压,又同国民党内各派系进行激烈的角逐。他在争斗中有过顺利进展,也有过挫折和起落。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而,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年6月国民革命军打败奉系军阀,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声称“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他的所谓“训政”,说是要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际上就是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制”(注:《蒋介石呈请中央召集国民会议电》(1930年10月3日))。他以贯彻孙中山《建国大纲》的名义,鼓吹“统一军政”、“实施训政”,挟中央之令向各地方实力派开刀,引起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等的不满。

      8月间,蒋介石利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他提出的《军事整理案》,但受到消极抵制。这次会议决定实行“训政”,宣称“依照总理建国大纲,建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言》,《革命文献》第21辑总第1689-1699页。)。蒋介石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竭力拉拢刚从国外归来的胡汉民等为己所用,双方经过多次密谈,决定实行联合执政。胡汉民起草了实行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规定国民政府是在国民党中央的指导与监督下,执行训政职责。根据五中全会的决定,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其要点为: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二、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并修改及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注:《训政纲领》,《革命文献》第22辑第316页。)这些规定成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党政关系的最高依据。这样,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便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一切权利均被国民党剥夺殆尽。

      根据《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监督下“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织之”。(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册,5718-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在筹组南京五院政府时,蒋介石以对各实力派首领封官晋爵、晋调中央供职为名,严加控制;各实力派则企图通过五院分立,分享权力。经过台前幕后的紧张策划,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国民党政权的政府机构完备起来,也使蒋介石正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了取得在国民党内的稳固统治,排除异己,蒋介石一手操纵了于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追认《训政纲领》、《军队编遣大纲》等决议。在决议案中规定,国民党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独负全责”。又说:中国人民“在政治的智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在会议“确定总理主要遗教”的决议中,故意抽掉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抛弃了1925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大会通过的《外交议案》公然放弃了反帝旗帜。这说明这次大会彻底推翻了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正确决议和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是国民党丧失革命性的标志。正如宋庆龄早已指出的,蒋介石等人抛弃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注: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从这里还可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所宣扬的“党治”和大革命时代所提的“党治”已有本质的区别。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借用了“党治”表明国民政府受国民党指导监督。当时的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革命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因而能胜任“党治”的任务。而“训政”时期的国民党不仅阶级属性变化了,而且派系林立,起支配作用的实际上是蒋介石及其拥护者。蒋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排挤和打击反蒋的政治派别,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他们之间从明争暗斗到兵戎相见,爆发了蒋同冯、阎、桂等实力派之间多次大规模的战争。蒋介石通过黄埔系掌握中央军,依靠中央权力和列强的支持,先后打败了对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