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团结奋进的原动力。在近代中国，“爱国”这个神圣又庄严的字眼，曾激励过大批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而奋斗不息。廖仲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光辉的一生，是伟大爱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一生。廖仲恺的爱国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及其时代与阶级的特色：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及当时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是促使其爱国主义产生与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爱国必须奋起救亡，救国就要进行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是其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爱国就一定要振兴中华，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国强民富的近代化国家，这成为其爱国主义的奋斗目标；爱国思想与当时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潮相融汇激扬而升华，乃是其爱国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总之，爱国主义是廖仲恺一生革命奋斗的主要精神支柱和最大驱动力。他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生对祖国执着深厚的思想感情，还表现为一生始终不懈的救国建国的实际行动；他实践爱国主义的最高行动准则是：毕生献身于祖国，坚持革命救国与全力振兴中华。 一 廖仲恺的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这一时代的产物。良好的家教及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当时深重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些是他爱国主义赖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他的爱国主义一开始就与忧国忧民和立志投身救亡联系在一起。 家庭教育毫无疑问是廖仲恺爱国思想萌发的土壤。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并成为当地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位华侨。廖竹宾一向关心侨胞、热爱祖国，在生活习俗上始终保持着中国士绅固有的传统；他在教育子女方面主张“以国学为先”，（注：汪兆铭：《廖仲恺先生传略》，《廖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8月广州版，第1页。）要少年的廖仲恺每天去华人开办的国学专馆学习古文与唐诗。廖竹宾还经常勉励仲恺要爱国爱乡和努力学好中国文化。他说：“祖国是每个人的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象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就象爱护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注：程途：《廖仲恺》，正中书店1936年版，第3页。）又说：“要爱护祖国，第一条件就是不要忘记祖国的文字”，“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读通”。（注：王绍子：《革命先烈传记》，上海经伟书局出版，第51页，程途：《廖仲恺》，第3页。）廖竹宾炽热的爱国言行，对少年的廖仲恺有着极大的启蒙与教育作用。可以说，家庭教育及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廖仲恺从小就懂得了爱国爱乡的含义，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得于较早萌发。 美国种族歧视与迫害的恶劣社会环境，是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自1873年美国发生排华活动以来，旧金山一直是白人驱赶华工最猖狂的地区之一。廖仲恺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掀起的排华恶浪中度过的。他童年时就从父亲口中得知许多关于侨胞遭受迫害的惨事；稍大入学后，他亲耳听见美国白人辱骂华侨为“黄狗”，目睹过白人流氓以石块、木棒等欧打袭击中国人的罪行；而12岁那年，旧金山警察当局大打出手，迫使“唐人街”华侨迁居别处的情景，更令他义愤填膺；他自己在异国的学校里也多次受到白人小孩的欺凌。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些野蛮的排华行径，不时撞击着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他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受美国白人凌辱？每次仲恺回家诉说被白人小孩欺侮的事时，廖竹宾总是叹息地说，这都怪中国朝廷积弱，无力保护华侨啊！希望你长大后，要报效祖国，帮助她臻于富强。美国种族歧视与迫害的社会境遇，激发了廖仲恺的爱国热忱，他从此心里有了将来要为振兴祖国出力的憧憬。1893年，廖竹宾不幸病故后，廖仲恺遵照父亲的遗嘱陪伴母亲及妹妹一起从旧金山反回祖国。船抵香港时，他“在码头上看到英帝国主义殖民警察欧打中国的码头搬运工人”，心中愤愤不平；从那时起他更感到祖国富国强兵之必要，在心中产生了将来“怎样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注：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可见，帝国主义以强凌弱的民族压迫，是助长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的催生剂。 廖仲恺回国之初，身为清廷洋务官僚的叔父廖志岗希望侄儿能走学而优则仕的路，由科考入仕为官，以便光宗耀祖。在叔父的安排下，廖仲恺曾一度在家乡拜硕儒梁缉嘏为师，刻苦攻读“四书”、“五经”，准备应试科场。就在这期间，北方传来了清政府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消息，慷慨爱国之士奔走呼号，群起谋保国救亡之策。廖仲恺受此影响，觉察到祖国在危亡之中，从古书中找不到改造中国的良方，中国要自立自强，必须学习西方、走西方国家的路。于是，他放弃了孜孜研读国学以应科考的前途，转学到香港皇仁书院改习西学。在香港求学期间，廖仲恺大开了眼界和增长了见识。1897年，他在广州与何香凝女士结为终生伴侣。何女士是一位深明大义、敢于反叛封建传统的爱国女性。廖仲恺与她结婚后，更加“精勤苦学，各书无所不窥”。（注：乾甫：《廖先生事迹一斑》，《廖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刊》，第9页。）他俩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参见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6页。）爱国思想进一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