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陈独秀建党思想内涵的文章陆续面世（注：参见王树棣《论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冯建辉《建党初期的陈独秀》，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述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486、446-462页。），但是，探讨陈氏建党思想来源的文章却并不多见，而且论者们往往也只注重外来因素即共产国家与苏俄政府的影响。实际上，陈氏自辛亥革命以后对政党的地位作用及建党的必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最终促使陈氏由政党的反对者转变为政党的拥护者甚至创建者，却主要是国内政局的变化，亦即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国内各个政党政纲与举措的调整等国内因素的作用。就是说，陈氏建党思想具有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的理论来源。本文拟从陈独秀与旧式政党的相互关系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两个角度作些考察。 一 陈独秀亲自参加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从1901年首次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他就加入了留学学生中的革命团体励志社，阅读过由励志社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该杂志专门译载欧美各国政治法律名著，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自由原理》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书，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维翻封建专制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的理论指南，使陈独秀眼界大开，获得了对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政党的基本了解和认识。（注：参见徐光寿《陈独秀与日本》，《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K4)1993年第11期。） 从投身反清革命之时起，陈氏便十分注重组建政党的重要性。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重建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注：参见张湘炳：《陈独秀与岳王会》，《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两度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为推进故乡的民主共和进程竭忠尽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继续苦苦求索，在反思中奋起。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名垂青史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推出了气势恢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概而言之，从陈独秀置身“乱党”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氏兴关于政党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从重建岳王会到“癸丑之役”后，陈独秀冷静地考察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家政党，感到它们在争争吵吵，勾心斗角，从而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旧政党的憎恨、鄙弃之情。 孙中山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且按照西方民主共和政制创建了中华民国。武昌首义的成功，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展开组党活动准备了政治条件。一时间，名目繁多的各个政党纷纷宣告成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政党林立的时代。全国300多个政党政团围绕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为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伴随着剧烈的分化组合之震荡，遂演变组合为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足鼎立的局面。袁世凯则操纵党争，刺杀力主推行政党政治并准备组成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事实上的党魁宋教仁，再一脚踢开为之效力多年的进步党（由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而成），把各家政党打得七零八乱，多党并立的短暂政局终告结束。这一政治纷争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也给文化知识界以惊心动魄的震撼。 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陈独秀既未参加任何党派，也很少就政党的是是非非、长短得失发表观感。在这次政党纷争尘埃落定几年之后，陈独秀才公开发表评论。他指出，当时这些政党缺乏“政见”，都是依北洋军阀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有产阶级政党，不能反映广大国民的利益和意愿，只为极少数人谋私利。他视这些党派为政客猎取各种权利的工具，根本无益于挽救国家危亡。陈独秀揭露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实这些党派既无诚意也无能力解决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政治问题，故陈氏厌恶、憎恨旧式政党。陈独秀指出：近几年政治如此紊乱，“却未见那一党那一派的政客，堂堂正正地发表政见，诉诸舆论来贯彻他的主张，都是鬼鬼祟祟的单独行动……把疏通一切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自己捞取各种政治权利、攫夺高官的手段。”（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他还说：“我们要格外提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7页。）这里，陈独秀可谓戳穿了旧式政党的虚假本质。李大钊也曾指出，“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古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之组织……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显然，在对旧式政党本质的认识和揭露上，“南陈北李”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