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3至1917年，作为南开学校学生的周恩来，开始予国事以密切关注，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有较缜密的思考。笔者在通读此间周恩来的52篇作文手稿和有关材料之后，深切感到，此时，他的社会改造观念尚未形成固定的模式，也更谈不上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追求，但他改变专制落后的中国的爱国、救国之心十分强烈，渴求民主的意念十分强烈。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共和政制的拥护及对不合共和体制要求的国民心理、社会现象的严厉抨击上。 在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之间，周恩来明确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民主共和政体是一种民主的政体，而孟德斯鸠所讲的“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足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按周恩来的理解：“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而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仅为治人”，不能使“人民治人之权”达于普及，“不若民主共和之为愈”。他并曾断言：“民主共和之潮流益涌，人民咸思效法，终恐不免有同化之一日耳。”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共和制作为“民主”的理想政治，视之为“人民应渡之时期”。（注：周恩来：《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7页。）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不合共和制要求的国民心理着力批评，尖锐指出：“吾国自改建共和以来，国民之心理，脑中仍复影成昔日夜郎自大，及苟且自卑之习惯。见官吏而胆怯，视人民而自严。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举凡种种，无不蹈之践之。外人之讥吾国民无共和程度，良不诬也。”（注：周恩来：《爱国必先合群论》，《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17页。）不难看出，周恩来确有一颗改变专制落后、追求民主共和的热诚之心，但他并未形成系统的旧式的民主共和观念。从今天的理论角度看，周恩来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认识甚至也是比较肤浅的。 但现实往往是更有说服力的教员。如果说周恩来的上述认识主要是从一般理论上所获致的话，那么“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现实情况则告诉他另外一种道理：共和政体在中国行不通。南开学校时期，正值甫建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破灭期。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失望心态在青年周恩来的心迹、文字中都有充分的流露与表达。他对当时中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注：周恩来：《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182页。）的评断，他“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注：周恩来：《送蓬仙兄返里有感》，《敬业》第4期，1916年4月出版。）的誓言，他关于“国诚危矣”，愿“吾党青年”“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的振臂疾呼，表明周恩来对国势危难及挽救之方的明确看法。这时，虽然他在主观上确实较多地强调了青年学生在挽救中国中的作用，还未能深刻理解改造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之所在，但他已较多懂得，中国所以形成这种危局，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懂得“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的道理，没有“直捣黄龙，剪除旧类”，“使帝制罪魁尽诛，余党悉斥”，而是“敷衍姑息”。（注：《中国现时之危机》，《校风》第45期，1916年11月8日出版。）由此可知，周恩来已初步感触到，变革中国社会，改良的道路难以行通！ 旅日时期是周恩来思想变革中的重要阶段。国内学术界较普遍地认为，周恩来从此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具体是指，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学习研究，而且开始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和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论者认为，此时他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还不甚理解，只是“有了明显的倾向和浓厚的兴趣”。（注：刘健清等：《周恩来留日时期的思想变化》，《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依笔者所见，从周恩来旅日时期的日记看，他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模式上，曾发生过一次重要转折，即坚决否定了头脑中一度牢固存在的走德意志或日本式“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想法。他曾认为，中国政权被“武人”（实指军阀）把持，“很不容易从他们的手里去替他管理政事”，如果不“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则难以“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倒。”由于有这一想法，“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认为“非学德意志不可”。与此同时，周恩来虽然明确知道军国主义是“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的，但为了扫除中国的“武人政治”，他尚未能找出可以改造中国的更好的方式和“主义”。（注：《旅日日记》（1918年2月19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6-337页。）可以断定，此时的周恩来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尚知之不多，至少，他还没有把“俄式”革命与中国联系起来。 促使周恩来抛弃用军国主义改造中国的念头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在于，他认识到军国主义奉行“扩张领土”、“有强权无公理”，是侵略之源，他国之害，不合于“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注：《旅日日记》（1918年2月19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6-337页。）；另一方面是日本1918年春夏的“米骚动”事件，使他从日本社会结构的内层看到了内含的社会冲突与不平，从而破灭了对日本式“富国强兵”、军国主义的迷幻。正如他事后所描绘的，仿佛听到了茫茫黑夜中痛苦挣扎的“岛民”正奋力疾呼：“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注：《雨后岚山》，（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4页。）可以说，军国主义用镇压劳苦大众的斑斑血迹，擦亮了青年周恩来的眼睛，使他不可能再设想把号称“富国强兵”实则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军国主义作为可以考虑的追求目标。 其后，当周恩来通过《露西亚研究》等日文报章杂志较具体地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后，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感受中，已能紧紧抓住这场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实质及其致胜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了。以他之见，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他认布尔什维克为“激烈的社会主义派”，因为其主张“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才能“一天比一天大”（注：《旅日日记》，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54-356页。）。这些，可能是周恩来第一次较明确地表述“俄式”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从认知的角度说，周恩来对十月革命所体现的“俄式”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恩来此时就已确立了按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刷新中国”的目标，“二十年华识真理”（注：《旅日日记》，1918年10月20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02页。）和“一线阳光穿云出”（注：《雨中岚山—日本京都》（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3页。）的诗句，也难以看成是他欢迎十月革命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时的喜悦心境”的写照。此时，他对俄式革命主要地还局限于客观了解的层面，还远远没有把这种革命方式与中国的社会改造连结起来，更谈不上在中国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