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有的至今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本文作者戈瓦尔时任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负责解决对外国工业企业的设计、建设和提供设备事宜。他回忆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方面对援华方案的分歧以及赫鲁晓夫访华的经过。读者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年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本文原载于前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5期。 赫鲁晓夫亲自审定援华方案 1954年初，周恩来从巴黎回北京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会晤了赫鲁晓夫。过了一天，赫鲁晓夫把米高扬和我叫到他那里，让我们把与中国代表团谈判的过程详细汇报一下。在听我汇报前，他告诉我们，周恩来请他催一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项目建设进行全面援助的谈判。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举行成立五周年庆典。中国打算邀请一系列国家首脑率领代表团参加这个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盛事。这里，首先邀请的当然是苏联代表团。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苏联代表团访问北京以前或者访问期间，在高层次签订经济援助协议，以及向中国交还大连、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协议，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 从赫鲁晓夫说话的口气判断，在他和周恩来举行了那次没有任何苏联经济专家参加的谈话以后，他似乎认为不是中方，而是米高扬和我，阻碍经济决议。我们还觉察到：中国客人路过莫斯科的时候，给苏联新领导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在最短时间里给中国大规模援助的问题已由他的前任解决了——不是谈判问题，不是原则上，而是就总体规模和所有最复杂的具体问题都已解决。看得出，周恩来已经得到赫鲁晓夫保证，说苏联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事实上苏联尚未承担。 只有米高扬和我明白了李富春口头外交的含义，明白了他通过领导人的权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如意算盘。这些问题对苏联经济来说是极为复杂的，在技术上也还不成熟。赫鲁晓夫只看事情的对外政治意义就作了决定，他根本不清楚事情的大小，不知道其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手头上既没有中方的申请，也没有别的文件或者书面结算，我们只能在赫鲁晓夫面前作一些辩解。老练的米高扬基本上避而不谈。 赫鲁晓夫就这样开始对苏中经济关系问题的初次审查。他决心很大，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项目，他差不多全部否定了那些“难以实施”或者“对苏联本国经济有影响”的意见。他对罕见的长江大桥的建设方案表现出很大兴趣。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计划以及组织苏联—中国直达铁路运输的事，都激起他的特别热情。这条直达铁路那时叫作“莫斯科——北京”。 在讨论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提请第一书记注意，苏联本国重型机器制造业的能力有限。我的观点越发激怒了赫鲁晓夫，每一次他都断然地毫无根据地否定了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认为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虽然这次谈话更像他一人的独白。可就在这时我试图把说过的事归纳一下：这么说，在总协议里，我们得包括进去22个黑色和有色冶金大型企业，23个矿井和煤矿企业，其中包括2个用稀有重型设备采掘煤和页岩的露天矿，11个生产能力巨大的化工厂，31个热电厂和水电站，这些项目是协议的核心和基础。 我还对第一书记讲，这些项目所需的设备都是苏联重型机械部极短缺的物资，考虑到苏联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供货已经列入计划，再安排大规模的生产实在难以承受，至于转出口这类设备，估计也很成问题。 赫鲁晓夫用愤怒的目光看着我，恨不得把我化为灰烬。显然，他已经永远把我列入敌对派的名单。因为在苏联正全力恢复苏维埃工业的那些年代，我对向中国提供大型设备的能力的估计，不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部需要，破坏了赫鲁晓夫已经考虑成熟的访问北京的计划。 我从赫鲁晓夫的目光里看出，他马上就要把我撤职。办公室里沉闷了好一阵。 米高扬提出折衷意见 折衷大师米高扬救了我，他说：“不管怎么说，戈瓦尔的意见也许值得听一听。因为据我所知，他在重型机械制造系统工作了20年，在领头的骨干企业干了10年，又当了10年副部长。此外，二战后他还在德国当了5年苏联军事管制会副长官，解决了德国战争赔款问题，而赔款的主要形式是大型设备。因此，不能说他不了解我们向中国提供必要设备的能力有多大。” “那怎么办呢？”赫鲁晓夫问道。米高扬建议跟李富春及他的专家们商定，部分设备到1960年以后供货。例如，炼钢能力为350万吨钢的包头冶金联合企业，是要在戈壁滩上兴建的，这需要完备的建筑材料，需要经验和时间，还需要事先掌握矿藏。 米高扬认为，按这个步骤准备协议，不会削弱协议本身的意义，不影响中国拟定的工业化计划，而苏联代表团也能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上就此发表演讲了。 赫鲁晓夫乐了，承认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找到。他指示抓紧谈判，以便尽早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草案。米高扬请他指派外交部参加经济协议的制订，因为这些协议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至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传唤”圆满结束。我开始准备与李富春代表团的谈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