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当时，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到群众团体，从身居闹市的国民党领袖、达官贵人到村野的匹夫匹妇及儿童无不卷入其中。运动伴随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隆隆炮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席卷全国。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从1934年2月发起，断断续续推行了十几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较大的一次运动。它曾被称之为“社会建设运动”、“明耻教战运动”、“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心理建设运动”，是“实现三民主义最基本工作。”本文仅就新运与明耻教战的关系作一粗浅探索。 一 蒋介石称新运是准备对日作战的明耻教战运动（注：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日本也称之为“排日运动的结晶”。的确，在新运发起之初蒋介石作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演说及其主持制定的《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中，都标榜新运是复兴民族的基础。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礼义廉耻”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中国社会现实是“礼义沦亡，廉耻丧尽”；对症下药，须恢复礼义廉耻这一中国固有的思想，激化中国人的思想和民族意识，以达到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的目的。他同时解释，礼义廉耻虽是“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不同，自各成新义。”目前其新义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8页。）而要养成礼义廉耻，绝对不是单靠内心修养所能办到的，外部训练较内心修养更切实有效，礼义廉耻直接表现于国民日常的“食衣住行”之中。所以，蒋介石为新运规划的内容为：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以改造国民“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最终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在“三化”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事化。1934年3月19日，蒋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演讲《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时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军事化运动，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地确实做到‘全国总动员的程度’。军事化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整齐划一’，使全国国民能够共同一致，保种强国。”（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33页。） 蒋介石还认为，中国由一个泱泱大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这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致，而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自己生活不如人的缘故，即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提倡新生活，就是让国民明白这个耻辱，依据礼义廉耻来改造自己的全部生活，增进自己的德性与智能，具备现代国民的人格。这样，“国家便可以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32页。）而威胁我们民族安全的日本，则“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以这样的教育，几十年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种富强的国家。”（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20页。）“日本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吃冷饭。这些生活习惯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因此，蒋介石要求通过新运使人人能实践礼义廉耻，“做到了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六件事，然后可以表示我们是有精神的人，有训练的人”，如此，“人家才不敢轻视我们。”（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33页。）这是蒋介石所阐明的新运明耻教战的含义。 如何落到实处呢？第一期新运（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实行清洁、规矩运动。第二期新运（1935年3月至1937年7月）实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 第二期新运在宣传方面，进一步强化新运与复兴民族的关系。蒋介石在1935年12月底就任行政院长一职时发表演说，要求以新生活刷新民族精神。1936年元旦，他以《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为题演讲，说：现在国家的情形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但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是由我们全体同胞自己决定，换句话，就是要我们全国国民个个能够努力自强。而最要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推行新生活运动，随时随地明礼义廉耻，以礼义廉耻来树立我们自己和整个国家民族的人格。不断彻底地改变我们的习惯行动等，以适应时代环境的需要。1936年2月19日，他在新运纪念周称：“新生活运动不是世界上普遍一般的社会改良运动，而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运动。”（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46页。）到1937年2月新运三周年纪念日，更是大声疾呼：“复兴民族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亦不是一部分少数团体的事业，而乃是全国同胞人人之事，”因此，各位同志对于新运要“（一）切实推行勿事铺张；（二）集中力量贯彻到底；（三）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四）简单朴素表里如一；（五）精诚热烈自强不息。”“现在国难已到了最后严重关头，倘使不是每一个人都负起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责任，国家便减少了很大的希望，民族复兴的日期，便因之延宕下去。”（注：《革命文献》第68辑第60页。）蒋介石的下属邵元冲、钱大钧、吴铁城、滕杰、郭瑞生等人也追随其后撰文，如《培养民族力与新生活》、《新生活运动与国防》、《国防生活与民族盛衰之关系》、《现阶段中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工作》、《新生活运动与全国总动员》、《新生活运动是复兴中国的行动纲领》等等。 实践上，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把新运与南京政府的一些抗战准备工作结合起来。首先发动“劳动股务运动”配合国民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新运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发起“劳动服务团”实行劳动服务。同年4月1日，蒋提出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增强国力。南京政府承旨在全国推行。为推动经济建设成效，蒋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注：《全国新生活运动》第49页。）。当时劳动服务团自倡导以来，发展较快，据统计，各省团团员总数为383370人，各市县团团员总数为81272人，各路团团员总数为30121人。在蒋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运，利用劳动服务团这支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新运劳动服务团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