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先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对“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和写作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作了如下概括：“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为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注：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大年先生在1996年7月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提出：110年的历史的基本运动是民族运动，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注：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从刘先生发言的全文可知，他所讲的“近代化”其实就是“现代化”。 翻检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论文可以发现：“现（近）代化”、“社会变迁”、“结构转型”、“转型社会”等等作为论文题目或者主题词、关键词明显地在逐年增多，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研究专栏。有关的学术专著除了章开沅教授在《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见1995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已指出的以外，一些通论、通史性的著作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胡福明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出版）和译著和《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刘广京等编著，陈绎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也相继问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较之许多年来盛行的以革命为主线、偏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本文主要依据1996-1997年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成果，对此做一简要评述。由于篇幅和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有限，评述只能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早期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与挫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 前面所引关于近代史主题的新提法，反映了史学界两位前辈勇于求实、求新、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也很自然地使人们想起80年代发生的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的热烈讨论。尽管当时讨论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一些文章的大批判气味，轻易给论敌上纲上线，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它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这一富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新课题。今天回头来看，80年代围绕“主线”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其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讨论中的缺憾对今天也仍然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主要的缺憾正如当时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讨论的双方都还限于以理论上的“线性发展观”作为出发点，而“任何一种主要线索的提法都不同程度地冒有损失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的风险”（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应该承认，直到近年，这种“一条主线”式的方法仍然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突破这一单线式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如章开沅教授所示：“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注：章开沅为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所作“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学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启动于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经过多年的努力，两项重点课题即“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章开沅教授主持）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罗荣渠教授主持）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一些共同特点：力求融通中外，既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同时力求摆脱单线式思维方式。罗荣渠教授1996年去世前写的几篇论文对此做了总结性的论述（这些论文都已收入《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卷）一文中，他给现代化研究提出的方法论方面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能取得。”该文身体力行这样的研究，论述了中国近代变革中四大趋势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强调鸦片战争迄今中国巨变的大过程包含着许多趋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分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1.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清帝国末代统治正处于自身已经无力摆脱的内部体制性危机。这一过程或趋势被称为“衰败化”。2.西方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清朝的衰败未能走向另一次王朝更替，并将中国强行纳入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从属于西方中心地区发展的需求。列强破坏中国主权，做恶多端。同时，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冲击也造成中国旧有的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解体。这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3.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中国人民被迫起而反抗，走向“革命化”。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历次革命都充当了推动现代中国变革的加速器。4.第四个过程或趋势是“现代化”，亦即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始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发生。日本现代化是扩张型的阶梯式推进，中国现代化则是革命型的波折式推进，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旧王朝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改革和防卫现代化探索，由于缺乏制度性改革的支持和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终遭失败。自强和变法都未能成功，改革的失败导致革命，这是第一次发展模式转换。但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是近40年的大动荡，是半边缘化与革命化继续同步发展。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被挤压在窄缝中断续地进行。该文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要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1949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近百年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到此结束，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中国开始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最后，1979年以来发生了第三次模式转换，这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的改革。改革与探索仍在进行之中，但将近20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和正在引起世人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