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和派和平救蒋活动 西安事变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如何处置事变问题上，一开始便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武力讨伐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在事变期间，双方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如何处置事变，不仅表现为事变结果的方式不同，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政局的走向。 事变爆发当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即邀集国民党在京的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纲纪，须兴兵讨伐。初步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调遣。何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后，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直抵华阴、华县；同时，派飞机轰炸渭南。战事一触即发。 针对讨伐派的武力政策，主和派针锋相对，展开了积极的和平救蒋活动。 首先，主和派主张在事变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反对贸然兴兵讨伐，积极寻求“万全之策”。 事变爆发时，宋氏兄妹、孔祥熙均在上海，得悉事变消息后，即邀请端纳连夜返回南京。因当时西安与南京电讯联系中断，事变真相不明，“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注：参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刊），第524页。），对于事变情形谣传颇多。兴兵讨伐之声遂不绝于耳。宋美龄认为：讨伐派“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措施太骤”。“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为非健全行动”。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注：参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刊），第477页。）。为促使事变早日和平解决，主和派作出了积极努力。 其一，奔走呼号，陈说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和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宋美龄回京后，声言中国除蒋介石外，无人可以领导全国，一旦酿成战祸，则将给日本进一步侵华以可乘之机，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注：参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刊），第514页。）。事变期间，宋美龄与讨伐派进了“数次‘风暴般的争议’”（注：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第230页。）。孔祥熙也多次明确表示，对于事变“希望能以和平解决”，甚至认为“张联共抗日，可商”（注：陈兴唐等：《从有关冯玉祥档案中看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竭力反对贸然兴兵。由于主和派坚决反对进兵西安，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对讨伐派多方施加压力，迫使讨伐派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讨伐”令虽出，部队也已向西安推进，飞机开始轰炸渭南等地，但终未对西安大举进攻。这就为和平营救蒋介石，促成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赢得了时间。 其二，稳定乱局，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事变当天，孔祥熙即致电张学良，对张的态度进行试探。就任行政院代院长后，孔利用其首脑地位，展开了积极活动。13日，孔致电各省市当局，慰勉有嘉，希望他们一致拥护中央既定国策；同时分别致电兰州于学忠、北平宋哲元、济南韩复榘、开封商震、青岛沈鸿烈等，恩威并施，拉拢分化。孔还多次致电阎锡山：“请公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希望阎出面斡旋，防止事态“形成骑虎，欲罢不能，日久形成僵局”（注：《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冯玉祥也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京”（注：《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五十期。），并愿作张的担保人。由于主和派的积极努力，整个事变期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局面，为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委派端纳赴陕，了解事变真相，架通和平桥梁。 其次，宋氏兄妹不顾讨伐派的阻挠，毅然赴陕，代蒋谈判，加速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进程。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往陕西，展开了和平斡旋活动，在弄清了西安方面和中共态度后返京。22日，宋氏兄妹不顾讨伐派的阻拦，毅然赴陕。在西安，宋氏兄妹频繁同各界人士接触，并代蒋参加和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 二 主和派和平救蒋的目的及其作用 西安事变期间，主和派之所以积极展开和平救蒋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和脱险，维护蒋氏统治地位；其努力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事变初期，讨伐派以“维护纲纪”为由，力主讨伐，并曾一度占上风。主和派则据理力争，主张和平解决，其着眼点是以蒋介石的安全为出发点的。如前所述，宋美龄回京后即四处奔走，陈说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特别强调营救蒋氏的重要性。她还以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向中央军校学生发表演讲，希望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并特别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宋美龄曾多次向黄埔系将领陈说救蒋的重要性，希望他们不要附和讨伐派，兴兵讨伐。在宋的努力下，多数将领在讨伐问题上没有像何应钦一样积极。孔祥熙主持行政院后，也多次召集政府中枢大员开会，商讨营救蒋氏的办法；还亲自邀请阎锡山等人从中调停，希望西安方面释放蒋介石；甚至直接与张、杨联络，要求张、杨送蒋回京。 宋氏兄妹亲赴西安后的活动也无一不是围绕着使蒋早日脱离险境，和平解决事变而展开的。首先，以所谓“国家民族大义”规劝蒋介石不要轻言牺牲。宋美龄认为：“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而为国家之大庆”，因此，力劝蒋“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并告之“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其次，奔走西安各种势力之间，以求释放蒋介石。宋美龄在西安期间，凡“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尽量设法化解矛盾，缓和对抗局面。宋美龄对张学良更是软硬兼施，不遗余力。一方面强调蒋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以所谓“大义”相劝，要求张要维护蒋的领袖地位，尽快收拾“危局”，送蒋回京，不要做千古罪人；另方面以军事压力相恐吓，“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不能释放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希望张尽快释蒋。第三，代蒋和谈。兵谏后，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西安方面内部分歧很大，西安舆论界要求将蒋交于人民审判的呼声很高。蒋的安全问题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同时，由于兵谏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安方面已处于敌对状态，讨伐派开始实施其武力政策，前线战事一触即发。宋美龄担心“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因此，除对张施加压力外，宋氏兄妹代蒋和谈，以期尽快使蒋获释，早日解决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