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的时期。法西斯势力猖獗，世界政局纷纭变幻严重动荡，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制约。对于中国抗战局势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国共两党对日对内政策的分歧与斗争。 从“九一八”到“七七”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欲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称霸远东和太平洋，是向“华盛顿体制”的直接挑战，必然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但由于它们当时都受着经济危机的困扰，无力对日进行实质性的干涉，更主要的是此时“华盛顿体制”还没有遭到根本破坏，几乎一致地对日侵华采取了绥靖政策。以英美法为首的列强，都准备了以牺牲中国利益与日达成妥协，纵容日本侵占东北后向北进攻苏联，以便从中渔利。而苏联则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反苏”，因此避免对苏“战争爆发，应当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第289页。）为避免日本发展成为对苏战争，苏联对中日双方采取了“中立”政策。一方面为使中国牵制日本，恢复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进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答应向中国输送军用品等；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刺激日本，与日本和“满洲国”傀儡政府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权益，同时操纵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外交战略出发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性质，决定了它对人民民主畏惧与镇压，对帝国主义依赖和妥协。面对日寇侵略东北，蒋介石认为：必然引起国际列强的干涉而予以制止，目前最主要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电令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注：《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第213页。）就在“九一八事变”当天，蒋介石离开南京赴赣亲自督师“剿匪”。张学良严令东北军“力持镇静，不得抵抗。”（注：《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第213页。）致使东北三省轻而易举地落入日本之手。 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声称政府已诉诸国联，严令全国军队与日军避免冲突，静待公理之解决。“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所谓“内忧外患”形势下，紧密合作。蒋主“剿匪”，以解“内忧”，汪主与日斡旋妥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大规模的“围剿”；先后与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破坏了察哈尔人民军抗战；镇压了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与日谈判，解决了内地与东北通车、通邮问题，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这一切表明在国民党内对日妥协势力占据上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1934年4月，日本外相天羽发表声明，露骨地宣称日本“在东亚占有特殊地位”，其它列强不得染指。以所谓“东亚新秩序”取代“华盛顿体制”，但这也没有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反映。此时，蒋介石才清楚地了解到，靠列强出面干涉制止日本侵略已成泡影，更害怕苏俄支持中共颠覆其政权。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境地。”（注：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选自《蒋总统集》第一册，第622页。）只能是全力“安内”与日妥协。1935年1月，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一方面启发日本政府认清“共存共亡”的道理；另一方面提出中日两国政府以诚意解决悬案，携手共同反共。（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13-637页。）紧接着蒋汪声明响应日本广田外相“改善”中日关系的声明，发布严禁排日反日的《敦睦友邦令》，“中日亲善”达到了顶峰。 1935年夏，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显然是要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案”，推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事实上仍向日本输送大量战争物资。英法也因忙于应付欧洲局势，无暇顾及其远东利益。国民党内和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战的呼声日益强烈，面对国内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蒋介石认识到：再不改弦更张，国民政府必然崩溃。 蒋介石断定“华北实已等于灭亡”，“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688页。）中日战争已不可免，从此才开始真正备战。11月1日汪精卫遭枪击致重伤，国民党内亲日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演讲，对日发出外交警告。由于对英美和国际联盟的失望，蒋介石采纳宋子文等建议，企图通过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签订秘密军事条约来扼制日本的侵略。并从这一外交战略出发，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以向苏表示友好姿态。蒋介石在《民国二十五年所感》中认为：“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清剿可也！”（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2页。）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抗日决心的演讲；9月在与日谈判中，国民党代表表现了对日强硬的态度，表明国民党已将“攘外”转为重点，“安内”为次。 但国民党将“攘外”作为政策重点，并非出自诚心与中共合作抗战到底，而是受国际政治与国内形势制约迫不得已、摇摆不定的；“安内”反共是蒋介石一生的政治大事，始终坚定不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刺激了蒋介石。11月调重兵准备向陕北大举“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国难家仇和民族爱国心的驱使下，发动了“西安事变”，宣告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彻底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