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旧称十里洋场，是外国人心目中的“冒险家乐园”。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英法租界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孤岛不复存在。孤岛这个词，不知何人首先提出，从华军撤退后，就广泛使用起来，报纸上经常出现孤岛通讯、孤岛杂讯、孤岛见闻、孤岛文化、孤岛教育、孤岛遐想、孤岛天堂等标题。人们在通信和文章中，也使用这个词。 租界向来被视为永远安全的乐土。事实上，既不安全，也不是乐土。 租界当局宣称自己是中立的，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顺从日本的意旨。对日本的各种要求，虽也有所不满，但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 1937年11月13日，英文《泰晤士报》就刊出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悙的谈话说，“工部局当以全力维护租界之中立地位；同时，吾人亦须将激烈团体使之入优美之秩序，其中尤以各种反日宣传品为尤甚”。随后工部局发出布告说，凡是妨害武装军队（指日军）的人，都要移交给被妨害的武装军队，以此来保护日军的横行，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文化界是日军首先注意的对象。日军曾开出40余人的黑名单，要工部局加以逮捕。工部局屈从日方，屡次警告华文报纸，称此时此地不应刺激日人过甚，否则将给予停刊一星期或一个月，乃至吊销执照处分。 1937年12月13日晚，日方报道部即直接发出通知，一方面，从12月15日起，未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另一方面，各报要与检查所合作，替日方推行新闻政策。上海日报公会接到通知，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不送报去日方检查，如果因此而被施加压力，便一致停刊对付之。《大公报》、《申报》于12月15日毅然停刊，移其事业于内地。《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停刊了。浦东出版的《新浦东》、《浦东星报》、《浦东评论》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公报》在最后一天发表了停刊宣言，题为《暂别上海读者》，全文正气凛然，其中讲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上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称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注：《大公报》1937年12月15日。）可是，《新闻报》、《时报》破坏了日报公会的决议案，每天送两份报纸去接受检查。该报的进步记者陆诒在“八一三”后就脱离该报，赴前线采访；老编辑郭步陶等愤而辞职，宁愿失业而保持了民族气节。而该报经理汪伯奇兄弟二人，却认为各报停刊，《新闻报》独出可以盈利百倍。但是，《新闻报》却为人们所唾弃，由销数6万余份骤降为3万份左右。1938年1月28日，该报馆还尝到了炸弹的警告。 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及其驻上海总领事三浦访问工部局时，向总董樊克令提出，要肃清公共租界内的抗日分子，扩充工部局日警势力，在租界内实行大检查。日军还要求搜查各书局，禁止升中华民国国旗，保护汉奸组织等。这些工部局都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工部局特别探员、政治探员会同日方便衣队人员10余人，分头在四马路各书店及杂志公司搜阅各种书籍。上海杂志公司等店代售《日本间谍》一书，全数被搜去，其它各种杂志则各取一二本。由谢晋元率领的四行孤军撤至租界时原先租界答应停留十日左右，但后来对其加以种种限制，等于扣留起来。孤军400余人每天坚持高升国旗，英国人带着几卡车白俄巡警，包围营房，冲进升旗现场，要将旗杆锯掉，双方展开搏斗，互有伤亡，但国旗从此不能升了。至于汉奸组织则利用租界为据点大摇大摆地展开他们的卖国活动。 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包围，孤岛的生活也很困难，吃和住成了最大的问题。“八一三”之后，四方人口麋集于租界，外埠沦陷区的商人，亦多来沪开设新店。后来犹太人在欧洲遭到希特勒迫害，也移民于此。这使孤岛人口骤增至420余万之众。原先空闲多年的房屋，这时都住满了人。新涌进来的江浙难民，许多人就露宿街头。房地产由此也热了起来。 由于缺米，米价大涨，贩运米粮的商家因此大发其财。而绝大多数人生活极为困难。许许多多的难民都是以上海为暂时的避难处。他们不从事任何一业的生产，因战争延长，他们的财力随着每天生活的支出，渐渐地拮据起来，最后的出路就是典当东西。上海的一般市民也都在穷困中挣扎着。他们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变卖，以维持生计。故孤岛的典当业畸形发展起来。1938年11月有350家当铺，日本人和俄国人也开设了几家当铺。 人们的正常生活脱离了轨道，一些反常现象出现了。租界内的旅馆业、饮食业、跳舞厅和其它娱乐场所特别繁荣，舞厅原来不过10家，猛然增到27家，其中22家在公共租界，其余在法租界。幻瓜在《今日的上海》一文中讲：“电影院和舞场又兴旺起来，一部分的人们大概忘记了‘国难’两字了”。（注：《大公报》，1938年1月21日。）京戏院的生意也好到了极点，越剧也是这时在孤岛崛起的。以电影院所公演的电影来说，荒谬的“神怪”、无稽的“鬼魂”、低级的淫欲，可以说占主导地位。舞场则终宵达旦，纸醉金迷，有青春少年，也有龙钟老者，蹀躞婆娑其中。 人们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日本人、汉奸、亲日派大造谣言，散布中国必败的谬论。一些无耻的文人，也出来为敌人颂扬功德，如刘敏中的《平宋录》，公开为日军唱赞歌。也有的人抗战开始时曾站在抗战营垒，南京失守后，即摇身一变，为虎作伥。街头巷尾似乎都有政论家，他们发出许多奇想，有的已超出敌人的阴谋之上。要想对中日战争进程获得正确的了解已不可能。内地的报纸刊物都是违禁品，一旦搜出，便凶多吉少。汉口出版的《大公报》和汉口、香港出版的《申报》，如进入孤岛，就成为珍品。人们小心翼翼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日本军部办了《新申报》，一切为日方张目；《生活日报》、《神州日报》、《晶报》等报的基调是“宣传‘和平’，主张‘亲善’，反对再作‘无谓的牺牲’，以悲天悯人的腔调，唱着投降的曲子”。（注：徐铸成：《报海旧闻》，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唯一能报导真实情况的是英文《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因不受检查，销路大增。1937年12月22日，《大美晚报》揭发了日军在南京的兽行后，更是得到大众的拥护。隔了两天，《字林西报》也不得不登载了同样的消息，《泰晤士报》则始终一字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