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必然面临着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许多文章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认为它的外交政策一贯投靠帝国主义，任人主宰，而没有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面。这一观点从本质上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历史研究，我们也应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南京国民政府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集团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对内屠杀人民群众，而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起来的，因而它的对外政策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其维护国家形式上的完整、独立以及国家尊严形象的一面。 1927年5月10日，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第一任外交部长任朝枢发表其外交政策：一、不采取暴动政策；二、于相当时期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三、打倒帝国主义非排外性质（注：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卷、第二卷。）。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之下，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对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妥协、投降。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国民党派系矛盾，曾一度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在东京发表谈话，说中日两国要“实现同文同种共存共荣。”11月5日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说：“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而有以助之。”田中表示支持蒋介石反共和统一南方，但不允许他立即北伐，蒋介石则强调：“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只要日本援助他“早日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也绝迹”（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蒋介石的目的是通过对日本在满蒙特权的承认，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北伐，截断国民党军队北上的去路，出兵侵占济南，随即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伤万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之后日军一直盘踞在济南。1929年3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签订了《济南协定》，规定：一、自签字之日起，“二个月间，将在山东之日本军全部撤去”；二、“因济案发生，两国所受损失问题，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之。”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城市，杀害中国军民的罪行，被一笔勾销。双方还在同日发表的《声明书》中指出：“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交益臻敦厚。”在5月的换文中，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深表遗憾”，而且保证“负责对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及其正当事业，再不发生同样之暴行及煽动”，对于“当时受共产党煽动参加此次不幸事件之军队，业已解散。”日本公使对此“甚为同意”（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 南京国民政府在最后的协定中，向日本表示了投降、妥协。但是在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前，日本悍然出兵山东，对于日本侵犯我领土主权完整，曾两次表示了抗议，表明了其进步的一面，认为日本侵占山东，“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不恃违背公约，抑且破坏公约。”日本“毫无必需之出兵”，对此“本国政府及国民实万难容忍”（注：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卷、第二卷。）。 5月3日，当济南惨案发生时，国民军极为愤怒，进行了自卫还击。蒋介石与黄乳外长在报告中指出：“日军竟施此种凶顽至极之暴行。我国军民为正当防卫计，当然不得不开枪抵御”，在双方的军事冲突中，我军民死亡达一千多名（注：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卷、第二卷。），表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愤慨。黄乳外长同时两次与日军进行交涉，毫无结果。于是在5月4日致电田中，提出了严厉抗议。日本出兵山东，侵我主权领土，所造成损失，“贵国当负其责”，“迄今交通阻隔，全城辍业，不特蹂躏中国主权，并为人道所不容”，表示“严厉抗议”。此后，王正廷、熊式辉、罗家伦、何成濬都与日本领事和福田进行交涉谈判，但都没有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向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又致电美国总统及国际联盟会，让他们设法阻止日兵暴行，“深信国际和平与正义之维护，为文明诸国之共同责任”，同时又宣告日本民众，希望督促日本政府改变其对华政策，认为日本人民能主持正义，也能遏止田中的一意孤行，希望日本人民，协力同心，共筹远东新命运之建设。 黄乳外长向田中发出抗议之后，日本政府默然置之不理，接着外交部在6月10日向日本提出第二次抗议，不料日本声称，为保护山东日本侨民及确保胶济铁路，决定第三次出兵，南京国民政府驳斥了此声明书，认为是“干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约上，列强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注：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一卷、第二卷。）。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对日本的侵略，几次表示了抗议，而且又想方设法，致电于美国总统、国际联盟会及日本人民，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其主观愿望还是积极的，当然在最后签订的协定中，表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其两面性是由于其阶级属性这一本质所决定的。 北伐战争时，英、美、法、日、意等五国帝国主义为了阻挠中国革命，炮轰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制造了南京惨案，对此案的处理，也充分表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两面性。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就与五国政府讨论解决此案。南京国民政府在3月16日下了一道命令，追述南京事件时，表示已枪决士兵19人及当地居民33人，追辑了此案“要犯”林祖涵，以此一方面表示反共反人民，另一方面又向帝国主义表示忠诚。3月30日，外交部长黄郛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达成的换文中，竟向美国政府“深表歉意”，“赔偿损失”和“惩办凶首”，承认美国军队炮轰南京是“保护美侨生命”（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美国公使答复南京政府照会代表美国政府：“承受贵部长来文内开各条件，认为因南京事件而发生各问题，确切解决”（注：《东方杂志》第25卷第7号。）。接着，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与制造南京惨案的其他四国达成了同样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