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宝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理论动态》主编

原文出处:
新长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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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同志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此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我从1977年6月起,就在胡耀邦指导下从事《理论动态》的筹办、撰稿工作。所以,身历了这一场大讨论,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略述如下。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背景和酝酿准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实际上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产。那时,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任务。这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顾忌。但是,在当时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的条件下,要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就很艰难。一方面,许多人思想不通,疑虑顾忌很多;另一方面,当时有些领导人坚持“左”的立场,进行阻挠。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出了名的“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要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决策。大家知道,打倒刘少奇同志、撤销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定性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按照“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们的国家就很难前进。这篇社论是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组织撰写定稿,经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批准发表的。

      “两个凡是”一出来,就遭到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非议和反对。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以后多次说,针对“两个凡是”才想出了“准确地、完整地”这个提法。稍后,邓小平同志又对去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邓小平同志在批判“两个凡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也有错误。但是,“准确、完整”的提法本身,却不涉及理论本身是否有错误的问题。形势的发展要求正面提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问题,但又不宜简单地、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困难。关键是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启蒙。人们终于想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入手,来解决这个难题。这就是从哲学原理上来说明什么叫正确的认识、什么叫错误的认识?用什么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错误,标准是什么?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逐渐感觉到,要从认识路线上来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他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在1977年10月寄给《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不断遇到判断一些理论观点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问题。他们就撰写了《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发表在1978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这篇短文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还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二十几封信,大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日报》理论部便决定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同志写一篇重头文章,深入论述真理的标准问题。

      从1977年3月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同志,5月间就在中央党校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6月4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胡耀邦同志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文章都是由胡耀邦同志定稿的,每期刊一篇文章,五天一期,发送给中央领导人和领导干部阅读。1977年8月25日出刊的第9期《理论动态》,刊登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出的题、拟的提纲,所论问题实际上已远远超出理论工作的范围。这篇文章批评一些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足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谁,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1977年12月15日出刊的第31期《理论动态》,刊登了《文风与认识路线》一文。这篇文章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明确提出实践标准的一篇文章。当时,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胡耀邦1977年12月初在校党委会上讨论落实这项任务时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会后,耀邦同志指导几位同志起草了一个总结上述三次路线斗争(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研究的指导原则:第一是以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党校将这个文件(征集意见稿)发给在校学习的八百学员(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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