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二十周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这个年底召开的以农业为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转为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会议，并为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两次会议为我国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上做出的，因而这个会与三中全会是联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式上所作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活动，一定要把这个会包括在内。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分在一个小组，我们三人曾在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现在，他们俩人都已先后作古，我对他们十分怀念，这篇文章也算对这两位老朋友一个缅怀的纪念吧！ 这次工作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两百多；规格也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和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第一把手，以及中央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也都到会。两百多与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三分之二，占十一大当选者百分之四十多，另外还有七十多与会者不是中央委员，其中有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委，如习仲勋、宋任穷这样的老同志，还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等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既不限制发言时间和次数，又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会议的内容大大突破了原先提出的讨论农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继续平反老同志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机关的人事问题；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工作会议闭幕后，休息三天，从12月18日到22日又开了五天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西光和我一同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汪锋和霍士廉。组员除我和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 在这次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和杨西光、王惠德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1月13日，由我主讲，内容是就天安门事件，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我们在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的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在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的发言中，就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一次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看到简报上陈云同志的发言后，我们三人就在一起研究，决定做一个联合发言，目的有两个，一是响应陈云同志，二是就这个事件谈我党充分发扬民主的意义。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作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的话，是他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个一般真理，并且特别符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发言要讲的内容定下来。当然，这个发言不止上面所讲的内容，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制研究组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法律的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和对康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这次联合发言时，他讲了不少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个发言生动而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发言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这时，新华社关于“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消息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西光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时，我们感到，批判“两个凡是”，不能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提出批评。他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是这个会议的领导，这时还没有人点到他的名。我和同组的江一真交换了意见，决定点名批评汪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