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兼（中国旅美学者，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来了四位先生，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先把四位先生给大家作一个介绍。阎明复先生和李越然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曾经作为翻译，长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杰留辛先生是《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后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先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四位先生将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在一起，讨论中苏关系的若干重要问题。下面，先请他们每人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围绕几个书面问题简单地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然后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其他普遍关心的问题。 阎明复：我先把四个书面问题给大家念一下： （1 ）何时以及什么是中苏关系当中从友好走向敌对的关键性转折点？是1956年的苏共“20大”？是1958年的“共同舰队”或“炮击金门？”还是1960年的“撤退专家？” （2）怎样看待1960—1961年的中苏关系？ 当时双边关系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为什么这种改善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恢复？ （3）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喜欢对方？ 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4）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是否有真正改善的机会？ 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否同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化有关联？ 我建议请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先来回答。 杰留辛：我们在战争时期有一个口号，叫作：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现在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既然阎明复先生要求我这样做，我只好第一个来回答。当然，我只能谈一谈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情况。 先谈一谈中苏冲突。关于冲突的开端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从苏共“20大”开始的，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信件当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在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谈话当中，他还谈到过，他对斯大林的不满从20年代就开始了。有一次，在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他说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过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能发表。 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双方就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以前讲过的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设备的估价问题；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问题，等等。但这些分歧在当时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中苏双方都为此作出了让步。 1957年，在莫斯科批判了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中国方面对此的反映并不热烈。同样，中国1956年4月和12 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在莫斯科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反响，尽管莫斯科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并出版了小册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问题，是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内容，但并不是主要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是愿意考虑中国同志的意见的。 我记得，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时， 在“苏维埃宾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当时是《真理报》记者，总编辑告诉我，可以坐在他们身边，把他们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今天在座的李越然先生当时也在场，给周恩来当翻译。两人先谈天气如何如何。赫鲁晓夫那一天喝了很多酒，周恩来开始没有喝，后来也喝了。按照俄罗斯的习惯，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干杯，喝的够呛了。这时，他突然说道，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这话，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感觉很惊讶。我于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回到编辑部以后，党中央来了一个电话，说赫鲁晓夫今天的讲话应当立即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之所以谈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并不希望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妨碍同中国同志的关系。我认为，苏共“20大”以后中苏关系还是好的。 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方面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再就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反对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好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协调，可以解决的。可是后来双方争吵起来，骂起来了，这就无法挽救了。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这些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概情况。 赫鲁晓夫有时也会突然清醒，认为和中国人的争吵应当缓和下来。于是就下令，停止和中国人的一切争论。但是不久，我们从北京得到消息，说那里又在骂赫鲁晓夫了，管他叫“赫光头”。赫鲁晓夫听了以后认为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争论于是重新开始。双方几乎在所有方面，在所有层次上吵起来了。开始时，我们在写文章，起草决议草案时，上边曾经规定了一条，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污辱中国人民，不能否定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报社的总编辑，问他为什么不遵守上边的这条规定？这个总编辑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回答我说，规定是规定，但并没有给我直接的指示呀。 尽管赫鲁晓夫有时也说，我们两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因素要超过把我们分裂开来的因素，但是争论的“战火”还是越烧越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例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有就是办事过分的主动，过分的积极，好走极端，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用理智来控制，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