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侵华政策和行动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表明，南京政府制定何种对日政策取决于日本侵华的程度和规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走上武力侵华道路，第一步目标是中国东北地区。华北是其下一个目标。至1935年秋，日本采取政治压迫、军事威胁、经济侵略三管齐下的方式，力图使华北地区以“自治”的名义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受日本庇护的第二个“满洲国”，进而达到它蚕食中国，最终鲸吞中国的侵略目的。 1.在政治上。1935年9月24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华北问题发表谈话，声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逐渐使华北明朗化”（注：《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公然将华北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为实现侵略目的，日本在华北挑起一连串事端，展开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逐步攫取华北主权。1936年起，日本加大分离华北的力度。1936年1月13日， 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指出“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大使馆的武官和驻扎南京的武官，应适时地使南京政权理解华北自治的必要性，强迫它承认自治权限的六个项目，至少要抑制妨碍自治的阴谋活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1—193、195页。） 为了加强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控制，努力使其成为一个亲日机构，日本于1936年3月成立北平特务机关，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领导，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内部指导和对日本顾问的管理。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时重申和进一步解释了所谓“对华三原则”，即：1）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2）承认“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3）中日共同防共。 其要害在于压迫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并且在华北地区提出了进一步的侵略要求。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和它建立邦交，不进而调和双方的利害，那就无法根本解决”。“这个时期，在原则上有必要采取措施，不使华北方面因日满华三国的关系而发生变化。”（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1—193、 195页。）尽管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没有以实力收复东北的决心和行动，但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却是其一贯方针，现在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进逼，并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这是南京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2.在军事上。为了配合分离华北的野心，加快侵华步伐。1936 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华北增兵。18日，陆军中央部发布陆甲第六号军令，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的“委任职”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的“亲补职”，使之在职权上与关东军平级并增强约三倍的兵力，同时变更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67页。）。通过此次增兵，日本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兵力大大加强，加上有实力雄厚的关东军作后援，日本军方认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实现其侵占华北的企图（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67页。）。并且日本违反《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增兵一部分非法配置在北平西南战略要冲丰台。日本增兵华北，引起了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极大的不安和警惕，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日政策。 3.在经济上。这时期，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更是步步进逼，其侵略重点在华北地区。其一，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1935年11月，中国政府为整顿财政金融，断然实施币制改革。11月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传闻中的英国对华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308页。）。 日本政府唆使在华日商银行，抵制法币政策。日本军方更是明确表示“尤其应注重者，为对于与日满有密切关系之华北，强行将现银送出，使华北经济陷于混乱，重苦民众，遂将迫入社会的政治的混乱之境遇，为日本所不能默视”（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丛编》，第2辑第二十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印，第428页。）。俨然将华北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方还积极策划华北“币制自主”，1935年12月，制定《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建立新的金融中心，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其二，加强经济扩张。1935年12月，由日本政府批准，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投资成立兴中公司，作为向华北进行经济扩张的机构。兴中公司成立之初，资本为一千万元，到1936年急剧增至一亿元（注：上海银行周报社《银行周报》，20卷40期。）。其三，冀东走私。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日方的唆使下，擅自制定极低的“关税”，致使日本商品大量从冀东涌入，时称“冀东走私”。这使南京政府蒙受巨大的损失，据当时中国海关当局统计，因为华北走私使海关关税蒙受的损失，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为二千五百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即损失八百万元（注：《日人操纵下之华北走私问题（1936年5月）》，见《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更有甚者，中国方面对走私的缉查遭到的日方的武力干涉，南京政府财政部总税务司在1936年所写的报告中称：“津海、泰皇岛两关缉私职务，因日人无理干涉，完全无法执行，以致华北一带，私运日益披猖，实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见。”（注：转引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35页。） 关税收入是南京政府维持其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和经济侵略，极大地动摇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为南京政府所不能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