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诞生的。在党的创立时期，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里思想活跃，流派纷呈。其中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此学习和工作，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党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本文仅就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建党所作的卓越贡献，作一介述。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进步师生，在这一方文明沃土中，曾广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习、研究、讲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积极进行准备。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 北大一批精英学生经过长时间的秘密酝酿，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宣布本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表示“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注：《发起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是什么呢？发起者当时没有明说，但其意蕴应是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以求对中国社会作根本之改造。果然，在“研究会”成立刚刚半年之后，1920年10月（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中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去年十月产生时”。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即在北大成立（注：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5页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成员3人，都是北大师生： 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注：参见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注：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册，第108页。）。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大钊，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据考证，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有12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注：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至1922年在北大转读哲学。邓中夏，1917年入北大国文门学习，1920年转入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业。罗章龙，1918年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后转入文预科，又升入经济系学习，1924年毕业。刘仁静，1918年至1920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1920年至1923年升入哲学系学习，1923至1925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高君宇，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升入地质系学习，1922年毕业。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政治系学习，1925年离开北大。缪伯英，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结识何孟雄，加入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秋与何孟雄结婚。范鸿劼，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1920年升入化学系学习，1922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1925年毕业。朱务善，1919年入北大法预科，1921年升入经济系学习，1925年毕业。李骏，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1920年升入化学系学习，1922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叛变。张太雷，1915年秋考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半年。1920年3月， 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张太雷加入，是通讯会员。参见中共北京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18页。），其中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外，其他11人都是北大的师生。而缪伯英由于是何孟雄的恋人，常随何一起在北大活动，受到李大钊的教诲，也可算做半个北大人。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年轻的北京学生党员，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而英勇奋斗。这个时期，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底，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发起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团的第一次会议……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6页。），参加会议有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范鸿劼、朱悟禅、罗汉、李骏、王有德、吴雨铭、高崇焕、杨人杞、黄绍谷以及北京女高师学生缪伯英、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等共约40人（注：罗汉，五四时期学生活动分子，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后是中国托派组织重要成员。王有德，1921年入北大预科，1923年升入德文系学习，后又转国文系学习。王有德是云南人，与同一时期在北大学习的云南籍学生王濡廷、王懋廷号称“北大云南三王”。吴雨铭，又写作吴汝铭，五四时期北大法科学生，是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后叛变。高崇焕，五四时期北大法科学生，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杨人杞，即杨东莼，1919年入北大预科，1921年升入本科，是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黄绍谷，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5年北大英文系毕业。郑振铎，五四时期北京学生中的活动分子，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张国焘在会上致开幕词。会议一致选举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高君宇为书记（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6页。）。青年团为党的后备组织。这以后，北京青年团即以北大为据点，围绕着统一建党，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加强了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罗素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宣传的改良主义等）的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 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十分流行，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3年，全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90余个，刊物有70多种”（注：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北大是其滥觞之地。“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注：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71年），《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5页。）， 其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区声白、陈德荣、朱谦之、张伯根、陈友琴等（注：黄凌霜，五四时期北大外文系学生。区声白，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朱谦之，1917年北大哲学门学习。陈德荣，1918年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是旁听生。张伯根，1927年北大哲学系毕业。陈友琴，1925年北大经济系毕业。）。区声白、黄凌霜组织过“实社”，朱谦之组织过“奋斗社”等团体，分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和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并出版《实社自由录》和《奋斗》等小册子，鼓吹无政府主义。当时北大的一些进步青年如毛泽东、何孟雄、魏建功（注：魏建功，1919年入北大文预科学习，1921年升入中文系，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倾向进步，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脱离。语言学家。）等都受过影响。甚至由北大学生会主办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面也充满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自由观点的文章（注：参阅《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第2号至第17号各期内容。）。学生会的机关刊物， 几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曾代表北京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在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6页。）。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进入组织，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这对于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支部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于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随后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