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的原因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但凡涉及到南昌起义的学术论著都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为了正确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认识。现根据史实提出一点不同意见，聊备一说，以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 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那些认为南下决策从根本上导致了起义军失败的同志，其根据之一就是起义军千里南下，路上困难重重，给敌人造成了很多围追堵截的机会，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境地。诚然，南下广东的确是一次艰苦的远征，途中必然要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困难。但这并不能说明南下广东就一定会失败。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把1934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与这次南下远征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当时中央红军所遇到的敌人和各种困难，比这次南征不知要大多少倍。然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还是胜利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然，两次远征，情况不尽相同，但至少可以说明，行军途中所遇到的敌人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设若南昌起义军不南下广东而就地上山，固然可以避免长途跋涉带来的一些困难，但又会遇到怎样解决几万大军在山上的给养这样严重的困难。而且起义军所面临的敌人就不仅仅是要阻止我军南下的李济深四万余敌军，而是十几万环赣敌军（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相对来说，南下广东所遇到的敌人还容易战胜些。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军完全可以打败南下途中的敌人。虽然当时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但具体对南昌起义军来说，却与南下途中将遇到的敌军不相上下。南昌起义时，我军已达两万余人。南昌起义后，我军如果不过早地主动撤出南昌，稍待时日，就可再汇集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而未及时赶上的武汉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和平浏工农义勇军等二万余人，总兵力可达五万之众。敌军方面，江西境内及周围宁汉两方虽有十万以上敌军，但由于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双方谁也不急于单独与起义军拼得两败俱伤而让对方坐收渔利。当时真正起来镇压和阻拦起义军的只有李济深的部队。而李济深那时既要警惕桂系对广东的凯觎，又要防止张发奎回粤取而代之。他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来对付起义军。再加上他开始并不知道起义军从哪条路入粤，只能兵分三路进行防御。而我军则可集中全部兵力，攻其最弱的一翼。待敌军发现我军入粤路线后，虽可调兵增援，但敌人在山路行军同样困难。所以，当时即使没有汇齐未赶上南昌起义的二万余人，只要领导正确，指挥得当，就以南昌起义军的力量，也完全可能“各个击破它”（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由此可见，把南下途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敌人说成是南下失败的原因之一，其根据是很不充分的。 那些认为南下决策从根本上导致了起义军失败的同志，其根据之二就是广东已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一个地区具备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主要看那里的敌人力量、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 从敌人力量来看，当时湘鄂赣三省是武汉集团统治的中心地带，均驻有重兵把守。特别是江西省内，已有各方敌军8万之多， 而广东境内仅有李济深的军队3.2万余人。他的另外1.2万余军队分别驻在粤赣边界和江西境内。相对湘鄂赣三省来说，广东之敌比较薄弱。 从群众基础来看，大革命时期，虽然湘鄂赣粤四省都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但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在敌人的严重摧残下，一时尚未恢复过来，而广东的农民运动却一直在此起彼伏地继续发展。聂荣臻同志回忆说：“虽然经过‘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打击，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屠杀，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但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些革命力量，但也不平衡，当时东江的基础好，力量强些，因而广东各地（主要在农村）的革命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地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注：《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为什么大革命失败后，湘赣等省的农民运动处于低潮时，广东的农民运动却能有所发展呢？第一，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历史比较早，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早在1922年，彭湃同志就开始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还曾两次参加东征，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而湘赣等省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是在北伐军进入时才发展起来的，尽管当时发展迅猛，但基础不如广东牢固。第二，广东的农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四·一五”政变血腥屠杀工农时，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多次举行武装暴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保存了革命力量；湘赣等省虽然也有农民自卫武装，但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影响下，关键时刻没有运用农民武装反击，反而竭力阻止已经起来反击的农民武装的斗争，结果使革命遭到了惨重损失。 从地理条件看，应该说，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利多于弊。一方面，沿海地区一马平川，交通灵便，易攻难守。但另一方面，财政丰裕，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虽然经济条件的国际援助不是建立根据地的唯一条件，但在敌人严密封锁，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可能利用的外援，对于根据地长期坚持斗争，鼓舞人民的革命士气非常重要，无可厚非。此外，大部分地区也还是山区丘陵，又与湘赣闽山区毗连，而且离反革命政权的中心武汉和南京较远（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这也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回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