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潘汉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炎牛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马福龙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文出处:
上海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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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他长期革命斗争生涯中,有许多得力的助手。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从二十年代末开始,潘汉年就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潘汉年驰聘在左翼文化战线,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功勋卓著,有许多成就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直接指挥下取得的。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革命文化工作者从斗争前线,从内地、海外,陆续聚集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各类进步团体、文艺社团相继成立,各种进步刊物先后出版,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周恩来虽然主管组织、军事工作,但对文化工作也十分关怀。他很注意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为加强创造社党的力量,周恩来约见阳翰笙,要他和李一氓去创造社工作,和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组成一个党小组,以此为核心,培养和发展党的组织。沈端先(夏衍)翻译了一些作品,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从潘汉年那里了解沈端先的一些情况,认为沈可能是条件较好的文艺骨干,就要潘汉年作进一步了解。潘汉年找了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康生),赵把沈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了潘并说:这样的人才放在闸北搞工人运动,跑跑纱厂,是可惜的。潘汉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29年9月, 周恩来将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并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筹备工作。

      当时在革命文化阵营内部,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一方是创造社、太阳社,一方是鲁迅。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之前就有所察觉。他开完中共六大,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经哈尔滨,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国祯处看到鲁迅给任的信上,有对这场论争不满的表示。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又从潘汉年、冯雪峰处了解了革命文化阵营中矛盾的新发展。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过问了这场论争,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而是创造社、太阳社里的党员犯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毛病,于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以及对茅盾的批判,结束论争,共同对敌。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 为加强宣传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由潘汉年担任文委书记。潘汉年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先后撰写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和《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使这场革命文学的论争逐步平息。潘汉年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开会,统一思想,酝酿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率先作出自我批评,要冯雪峰、吴黎平和他拜访鲁迅,自己又专程与鲁迅交谈。1930年3月“左联”成立, 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这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对30年代“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二

      1931年4月, 中共中央特科(即中央的保卫部门)原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投敌。周恩来得悉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调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潘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并接替陈赓任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到中央特科不久,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去中央苏区,直接相处虽只有七八个月,但潘汉年出色的工作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确证向忠发叛变一事就是一例。

      顾顺章被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迁居周恩来处。周恩来、邓颖超一再关照向忠发不要外出,但向不听劝告。1931年6月21日, 向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家,去姘妇杨秀贞处,住了一夜。翌晨,向雇出租车时被叛徒叶荣生发现而被捕。向忠发被捕,潘汉年得到特科干部黄慕兰的警报,迅即上报周恩来、陈云。随后,从法捕房关系方面获悉,向在捕房时,已供出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和杨秀贞的住处,以及戈登路(今江宁路)中央秘书处机关,使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苏才和陈琮英、杨秀贞都被捕。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处又获悉,向忠发一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即又供出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住址。接着,特科二科干部王子春(又名欧阳新)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处获知向忠发已被秘密枪决。向既已叛变,又即被枪决,使人费解。周恩来要二科找到向叛变的口供材料。潘汉年要王子春设法秘密地把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经潘汉年送周恩来审阅,认定向忠发确已自首叛变,取消了原来打算的悼念活动。潘汉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沪。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蛊惑人心,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 《时事新报》上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伍豪是周恩来曾用的化名,许多同志都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以此造谣污蔑,制造中共党内和进步人士中的混乱。中央特科把揭穿国民党伪造此启事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潘采取了有力的反击行动:一是在上海散发反击国民党造谣污蔑的传单;二是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党组织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发表《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评论文章;三是向申报社送去中共临时中央代写的《伍豪启事》,虽未登,但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告人以有两个伍豪,而后一个伍豪启事是对着《时报》等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四是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布告,驳斥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国民党这一卑劣的阴谋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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