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而“文革”初期站在第一线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首当其冲。 “文革”前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基本估计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在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才能把失去了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 “文革”开始后，林彪一伙和江青、康生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疯狂迫害和打击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使整个国家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察觉并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他们的权势，打乱他们的阵脚，最终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内心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他开始重新考虑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逐渐改变以前对一些老干部的错误看法和态度。“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他着重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所谓“二月逆流”，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初期对林彪一伙倒行逆施的正面抗争。现在毛泽东对它的正义性质作出肯定的评价，无疑是解除了几年来一直压在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次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 在谈话中他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在“文革”中，仗义执言的陈毅屡遭批判，是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典型代表之一。毛泽东出席他的追悼会，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事情，给了所有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从此以后，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他们有的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更多的则是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对于这些来信，毛泽东大多及时地作出了批示。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突出的如1972年底，他根据毛泽东对刘建章一案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都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如有再犯者，当依法惩治。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如果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有关批示作些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这些批示直接揭露了林彪集团迫害老干部的罪行。如他在杨成武女儿来信上批示指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廖汉生子女来信上批示指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第二，批示的范围不仅涉及到个人，而且涉及到与个人相关的案件，触发了广大干部对这些冤假错案的进一步思考。如对罗瑞卿的批示涉及到“彭罗陆杨”一案，对谭震林的批示涉及到“二月逆流”事件，对杨成武的批示涉及到“杨余傅事件”。第三，批示的矛头不仅指向了林彪集团，而且指向了被他们搞乱的司法制度。如他在对林枫问题的批示中指出：“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对刘建章问题的批示中指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第四，对有的案件反复批示，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如对柴沫的问题，毛泽东先是于1972年11月批示纪登奎、汪东兴酌处，一个月后又再次作出批示，并直接提出不应党内除名的处理意见。对贺诚的问题，他也曾两度批示，中间相隔达3年之久， 直到贺诚获得“解放”为止。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批语。陈云在“文革”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 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毛泽东次日阅信后即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请中央商定”。8月3日，邓小平也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并写了一个较长的批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并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2月，毛泽东又3 次同中央政治局等方面的同志谈到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至12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决定的通知，使邓小平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的复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表明要结束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还必须依靠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 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四届人大重提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确认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意味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已遭破产。不久，邓小平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