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团结了大量的统战盟友，有效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成就的取得，除了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外，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抗战时期，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先后兼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山西抗战阶段）、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同时，又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期生活和战斗中，直接接触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这里既有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众多人物，还有各中间党派人士和外国朋友。在统战工作方面，他接触的人物之多、碰到的事情之复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恐怕是第一个。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既是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伟大的战略家，又是忠实于党的战略决策的伟大实践家。因此，如果谈到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特点，那首先就是他那种可贵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风。周恩来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是他对部属的要求，更是自身行为的准则。 周恩来从领导西北地区局部统一战线工作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前沿，直接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国共关系和缓时是这样，国共关系紧张时也是这样。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形势非常险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办事处、报馆的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开重庆。接到电报后，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除留下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和撤退。此时，从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疏散、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为此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由于计划周密，工作细致，许多干部都得到安全转移。而周恩来却坚持留在重庆，冒着随时被捕入狱的危险，继续进行统战工作。为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为争取国际社会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做了颇富成效的工作。 周恩来这种身体力行的典范作用，这种战斗在第一线又临危不惧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推动了统战工作的进行。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大量的统一战线盟友。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回忆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时说：“各方面人士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注：《胡子昂访问记》，《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10、11期合刊。） 二、求同存异，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业，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有全国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各派军队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周恩来始终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以宽广的胸怀、旺盛的精力，与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来往，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结交朋友，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最大政党，也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要对象。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愿发动民众，只进行片面抗战，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又不断表现出妥协投降倾向，因此，如何推动蒋介石集团坚持抗战，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任务。要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开展多方面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的中间进步分子，让他们从内部影响和推动蒋介石，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利用工作接触或专程拜访等多种形式，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宋庆龄、李济深、张治中、张冲、何香凝、柳亚子、覃振、朱学范等许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与中间党派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又一重要内容。周恩来既结交左翼的救国会、第三党；也争取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并积极帮助发展新的中间党派组织。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中间党派的许多人士发生了重要变化。“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逐渐成为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邹韬奋坚持反对独裁，积极宣传抗战，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他还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由于周恩来认为他在党外所起的作用更大，说服他暂时放弃了入党的要求。1944年邹韬奋病逝后，被追任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李璜、左舜生在周恩来的团结下，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由李璜任社长的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1944年8月20日，该报发表的社论就指出，抗战以来， 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功绩“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不曾对日军真实地作战”是不符合实事的，“因为沦陷区还有许多共产党游击根据地就是事实的证明”。该社论对解放区的民主政治，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指出“至于共党在所谓解放区中的民主政治，固然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大体说来，政治上没有贪污，行政效率贯彻没有废驰，这也是实事。”（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 2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左舜生1941年参与了发动成立民盟，并担任民盟秘书长职务，与中共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不仅如此，李璜、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还利用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为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建立联系牵线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