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本土。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对外关系中断，战后日本外交的重新展开，是从吉田内阁时期开始的。 吉田茂是依据《日本国宪法》选举产生的战后第一任首相，也是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倾尽全力、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著名政治家。深入系统地分析吉田茂执政期的中国政策观，是研究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战后部分略加分析、探讨。 吉田茂（1887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 是二战前和战时日本外交界亲英美派外交家。曾任中国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济南、天津等地见习领事、领事、总领事等职，任期长达六、七年之久，深谙中国事务，在外务省内有“中国通”之称。 自明治时期以后，日本外交界都认为到英、美等国任职是外交界出人头地的捷径，相比之下所谓“中国勤务”被看成是冷门。而吉田茂本人却对自己在中国的任职经历感到自豪，在他淡出政界后撰写的从政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即使现在一回想起来，很早就能在中国大陆供职，我自觉受益匪浅”。（注：〔日〕吉田茂著：《十年回忆》，东京白川书院1983年版，第四卷，第92—93页。） 基于长期处理中国问题的经历，吉田茂自身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中国政策观。这种政策观在战后依然延续下来并在对外政策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即在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两国不仅成为政治盟友，而且在军事上也成为同盟国。西方国家为之侧目，英国率先在外交上承认了新中国。对于英国方面的外交举措，吉田茂深有同感。他经常告诫日本政治家一定要关注中国大陆。他认为“东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共问题。不是越南问题，不是朝鲜问题、更不是台湾问题。汉民族不论怎么说在东亚都是优秀的民族。其兴废将决定东亚的命运，甚至说决定世界的命运也不为过。……如何获得中国的人心在东亚是外交的中心问题。”（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对于新中国的出现，吉田茂认为有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必要。同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相比，统一后的新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作为世界上资源、人口大国，国内市场辽阔，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对汉民族和中华文化颇为敬佩的吉田茂，认为中国将左右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不可轻视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日本方面必须重视战后日中关系的修复和发展。鉴于战前日中关系的历史，战后的两国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日本方面对中国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是不可或缺的，妥善地对待中国问题，抓住中国的人心，对日本而言是外交上最重要的课题。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为首相的吉田茂在直接面对所谓“两个中国”问题时，对于在大陆还是台湾间必选其一时，他显得非常踌躇、犹豫不决。 离间中苏同盟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德日意法西斯这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敌人的消失，出现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敌对阵营，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时代。尤其是吉田政府对于中苏友好同盟的缔结非常敏感，视其为反日同盟，美国方面对此也反应强烈，作为反共战略的对策之一，欲将日本构建成“亚洲的反共堡垒”。 对于中国大陆，美国的战略就是在经济上实施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保持强大的压力。为此，需要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方面向吉田政府提出了重整军备的要求，而吉田茂以日本经济无法承担重整军备的负担为由，而断然加以拒绝。 对于中苏问题，吉田茂持有独特的看法，对美国方面的对华政策持有异议。他认为“中国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华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三卷，第72页、第75页。） 基于这样的中国政策观，他主张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应进行长期的观察，等待机会分化瓦解这一同盟，将中国拉入西方阵营。为此，日、美、英三国在外交上应保持一致。然而，作为一个战败国的首相，他的主张显然不会被傲慢的美国人所接受。美国力压日本只能选择台湾作为媾和对手，将日本同北京媾和恢复国交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吉田茂认为“俄国人同中国人相比较的话，中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个人主义。可是，俄国的多数人是对最伟大的人物随声附和的人种，而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这是性格难以相容的。我认为所有的政治也都集中于此。所以，这两国的人种是不相容的，最终必将分离。”（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尽管吉田茂的中苏分离策略没有被美国方面接受，但他依然坚持己见。他说“我相信，如果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国民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那么，使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分离（detach），也不一定是空想，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引导，并不是多大难事。”（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