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西方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由于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别是传媒的有意渲染，出现一小股“文革”热。祖国大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开过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但一般民众知之者甚少。现已尘埃落地。回顾这一波的研讨，似可以说，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并不为多。但其中也有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两个文革说”。关于这种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曾作如下概括： “在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研究和讨论中，‘两个文革’说是讨论最集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海外中外研究者关于文革研究的一种方法和理论。西方学者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怀特和白霖等人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或局限于研究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的观点，杨和郑以及王希哲明确提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下层的群众斗争，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两个文革说”既然已经成为海外“讨论最集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那么大陆的“文革”史研究者也不应该漠然置之。 一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不同人讲的“两个文革”内容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似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偏重把“文革”按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研究。例如把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农民，“造反派”和“保守派”，“红五类”和“黑五类”等等加以区分，认为他们参加“文革”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等。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也是“文革”史的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在过去“文革”史的研究中，确有重视领导而忽略群众，重视决策而忽略实践，对不同层面的群体研究不够等缺欠。另一类则偏重在对待共产党的不同态度方面，把“文革”分为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两种，认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后者则是人民大众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民起义”。这种观点中最具代表性又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现在国外的民运分子、作家郑义了。他在香港出版的《开放》杂志1996年5 月号发表文章说：“一个是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人民不自觉地利用毛泽东的权谋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民主斗争。”这就是他认定的“两个文革”。而从第二个“文革”的意义上说，他“宁愿把人民的反抗视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 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锐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即：“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何准确地给它定性？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是存在着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如何认识“文革”中名目繁多的各类群众组织，它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党的领袖毛泽东到底是何种关系？那10年中客观存在着的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正义斗争还是“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如此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判断，必然引向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本文要着重评析的是第二种“两个文革”说，对第一种只能顺便涉及。 二 要评析“两个文革说”，首先需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即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掀起翻天巨浪，搅得8 亿中国人不得安宁，使一部分人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那场大风暴，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大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断，是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权威性的说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事物发展的客观结果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它对当时已经提出的“反帝反修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均是一个有相当说服力的回答。 但是，正如任何一个定义都不能概括复杂事物的各个侧面一样，“内乱”的定义也难以满足“文革”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内乱”是一个中性词，只是表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明确表述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点。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安史之乱”，它是蕃镇强大之后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夺权；又有所谓“八王之乱”，则是最高统治家族内部的一种权力之争；又有所谓“洪杨之乱”，则是农民起义造封建统治者之反的革命性斗争。而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内乱同“文化大革命”虽然可能有某些类似之点，但从根本上考察，是有本质区别的。起草《历史决议》时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特别给它加上“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两个定语，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它依然难以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领导者为什么要错误发动、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要干什么？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动这场运动的恰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最高又富有政治经验的领袖。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很有必要对“内乱”的总定义作一些不同侧面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