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民国时期集中了大量的中外报刊、广播电台与通讯社，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日军占领上海后，非常注意控制报刊舆论。当时上海的许多新闻机构都设在英、法租界，日军一时不能进入这里，就胁迫英、法租界当局取缔抗日言论与宣传。1937年11月13日，淞沪抗战刚刚结束，租界当局就发表谈话，警告凡在租界的华文报纸立论要更加慎重，不准有“日寇、汉奸”等字样在报上出现，也不准报纸报道抗战与惩处汉奸的消息。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当天，租界当局便同意日方在南京路的哈同大楼设立新闻检查所，通令凡是由中国人出版的报刊，必须在出版前将所有新闻与广告送交该所检查。 面对敌人的淫威，上海新闻界的绝大多数人表现出凛然的爱国正气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日军恼怒了。他们向上海新闻界的爱国志士们伸出了魔爪，制造了一桩桩血案。 一 1938年2月6日。日军占领上海后3个月。被日军包围的上海英、 法租界就像一座孤岛，笼罩着一片恐怖。这天清晨，路人突然发现：在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总巡捕房东边，靠近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南口的电线杆上，高悬着一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相貌的人头，并附有白布一方，称之为“斩奸状”，上写“抗日分子结果”6字。 后来法租界总巡捕房派人将人头取下，经多方侦查，确认被害者是上海《社会晚报》的负责人蔡钓徒。 蔡钓徒是一位经历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报人。他本名叫蔡安福，字履之，浦东陈行人，很早就从事新闻工作，所写文章常自署“海上钓徒”，故人皆呼他为蔡钓徒。1934年3 月他在上海租界独自创办了颇有特色的《社会晚报》，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上海沦陷后，他出了两种不同版面的《社会晚报》，一种是送给日伪检查的，印数很少，另一种则是面向广大民众的，印数多，有很多宣传抗日的内容，如报道谢晋元等“八百壮士”退驻沪西“孤军营”后坚持抗日活动的情况等，他成了日军、汉奸的眼中钉。由日本“兴亚会”控制的汉奸组织“黄道会”将他骗去新亚酒店杀害，年仅34岁。 蔡钓徒是上海“孤岛”时期被日伪恶势力杀害的第一个新闻记者。在蔡钓徒被杀害后仅三天，《文汇报》又遭到了他们的炸弹袭击。 二 《文汇报》是1938年1月25 日在租界孤岛创办的一份抗日爱国报刊。创刊第一天就在一版头条刊载郑州专电，报道津浦线发生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激烈战斗。还在显著地位报道了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抗战不力违令逃跑而被判死刑的消息。1938年3月28日， 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在南京出笼。第二天，《文汇报》就刊登了该报主笔徐铸成写的一篇社论：《无题》。文章尖锐地指出，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是在敌人刺刀下扶植起来的工具，像僵尸一样，假借“中国政府”的尸体，白昼现形，迷害好人。这篇社论最后说：“一切自暴自弃的废物，让他们去曝尸露体，供人玩弄、受人唾弃罢。所有有灵魂的人，都应足踏实地，奋发自雄，为未来的光明世界，增加光辉。” 《文汇报》在对日军、汉奸进行无情揭露与鞭挞的同时，对抗日军民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该报3月15 日刊登一篇社论：《西北大战之展望》，称颂八路军“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为抗日之中坚，“跃马横戈于西北战场”。《文汇报》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与称道，发行量与日俱增。 《文汇报》的抗日立场使日军、汉奸如芒刺在背。1938年2月9日，《文汇报》面世才过半月，报馆就接到了日伪“正义团”发来的恐吓信。信中说：“贵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务望改弦更张。若再有反日情绪存在其中，即将与对付蔡钓徒者同样对付。”《文汇报》同人对此恐吓不予理睬，在第二天该报的要闻版上，仍然刊登了《渡河日军被歼》、《周恩来谈中国今后战略》等消息。凶残的敌人见恐吓无效，随即施用暴力。2月10日晚6时许，由日本特务指使的汉奸暴徒，突然冲入《文汇报》馆投掷手榴弹，“轰”的一声，报馆底楼顿时烟雾弥漫，窗户玻璃被震碎，写字台被毁，吊灯落地，正伏案工作的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倒在血泊中，广告科的萧岫卿、毕志奋也被炸伤。面对敌人的炸弹与同事的鲜血，《文汇报》同人毫不退缩，奋战通宵，第二天照常出版，照常刊登《日军攻定远西永康镇不逞》这样大快人心的消息，同时刊登《本报紧要启事》，公开揭露日伪施暴的罪行。 不久，《文汇报》主笔、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徐铸成接到敌人的恐吓电话，他们还在一封信中附了一颗子弹，要他“更改笔调”，否则就请吃“花生米”（子弹）。但徐不为所动。有一天，他收到一个用永安公司包装纸包装的热水瓶匣子，拆开一看，里面装的却是一支血淋淋的手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上写：“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过了几天，又有人给徐铸成送来一筐水果，将水果送去化验，每只水果都打进了毒药。后来，日伪又收买内奸企图爆炸报馆的印刷车间。在《文汇报》社同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阴谋都未能得逞。 三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立即向爱国志士大挥屠刀。在这年7月1日，他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对83人的“通缉令”，在被“通缉”的83人中，新闻记者、编辑竟占37%以上。 1940年7月19日， 被列名于“通缉令”上的《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似旭驾车来到静安寺路，当他一人进入“起士林”咖啡店，在楼上静坐看书休息时，被埋伏在四周的日伪特务发现。特务们突然蜂拥而上，将他乱枪打死在沙发上。张似旭是列名于汪精卫“通缉令”而第一个被打死的新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