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军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一振国际视听，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然而最后以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而结束，引起这场悲剧的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错误方针。六十年后翻开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被当时热血将士和人民群众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由衷地发出一种崇高的敬意，但是也为国民党的误国政策而痛心，而愤恨。历史总应有一个结论，撰写此文一是对“一·二八”战争中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即沈阳事变以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沿续作些论述，以弥补学术上的空缺；二是依据“误国之咎，何能同负”的时评，明析历史责任，替人民申张正义，由此进一步证明一个道理：历史的发展不是以反对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凡事只有合乎民心，顺应潮流，才能事业成就，国运昌盛。 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提出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满州独立，为了转移各国视线，抑制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胁迫南京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也为了进一步向长江流域渗透，将侵略目标投向了列强麇集，国民党的统治重心——上海。 1932年1月， 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执行关东军旨意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18日，五名僧人肇事；20日，浪人焚烧三友实业社，枪杀华警，在四川路捣毁商店、车辆；22日，又围攻民国日报，等等。日本领事和驻沪舰队司令分别致电市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实施暴力威胁。日本政府蓄意扩大事态，召开内阁、海军、外务等省会议，积极策动战争。23日开始，大批舰队在航空母舰带领下闯进了吴淞口。 战云骤起，南京政府尚处于动荡之中。由于派争，孙科政府度日惟艰，蒋介石在下野一个月以后，于21日入京打着“赞成政府、共纾国难”（注：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 抗日战争时期1—8卷》绪编第2卷。）旗号与汪精卫一起重返政坛。23日，陈友仁拟定对日政策大纲，主张“断绝邦交乃为维护国家人格及国家荣誉最低步骤”。（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8册，第46册。）蒋介石认为绝交是绝路， “唯一办法，必先安内而后攘外。”（注： 《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31日，24日，28日。）由于意见分歧，行政院长孙科、外长陈友仁、财长黄汉樑等相继辞职，由汪精卫、罗文干、宋子文等分别继任。这样，日趋严重的上海局势也就受制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政治权力，出现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 1月28日，日军突然袭击天通庵我十九路军七十八师防地， 战争爆发。29日，蒋介石便手定对日方针：“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注：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抗日战争时期1— 8卷》绪编第2卷。）南京政府电告各省政府和军事长官，“中央决定对日政策，一面严密布置国防抵御侵略，一面适用有效之外交方法，务期不丧失国土，不失主权”，以“沉着坚定态度应付危机。”（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 辑第28册，第46册。）30日，“国府迁洛宣言”公布了这一方针，说“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条约上之责任。” （注：《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31日，24日，28日。） 2月15日，汪精卫在扩大纪念周上也讲国难发生绝非偶然，解决的“惟一方法便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两种武器兼行并用。”（注：申报1932年2月17日，1月29日，2月6日、17日，5月8日。）这个方针的确立反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派在政治上的统一，也反映了对日妥协路线在国民党内重占上风。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质上是“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政策的继续和深化。所谓交涉，就是将日本侵华事实诉诸国联，依靠美英法意等国，按照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原则来谴责或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利用列国之间矛盾尤其是在华利益上的冲突来协调中日之间的战争纠纷。其实列强都为本国利益着想，九国公约本身也是列强分割中国的强盗协议，哪会替中国主持公道，因而交涉不过是“以夷制夷”外交的重演。所谓抵抗也是消极抵抗。日军占我东北，上海又陷入战火。事已至此，何应钦2月4日还在对记者说：“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苟可以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也决不轻易诉诸武力。”（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9册。）足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态度，抵抗难以掩盖其妥协的本质。沪战开始，蒋介石也发表通电，“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枕戈待命，以救危亡”，（注：《时事新报》1932年1月25日，31日， 24日，28日。）主张抵抗。其实一是十九路军已经积极应战，二是日寇气焰过分嚣张，威胁南京，三是人民不满其“九·一八”以来的退让政策，不作出抵抗姿态难以开脱失地东北的罪责。事实上抵抗是官样文章，以有限的消极的抵抗换取交涉的筹码。正如时评所说：“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不过是以手作抗拒之势而后退，与无抵抗主义者之弃甲曳兵而退不过是五十步之至百步，都是以消极的抵抗来与日军磋商妥协让步之条件，” “而预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注：《社会与教育》第3卷第16期，193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