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比较中西文化，发起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启封建蒙昧，更新观念，变革思维方式的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而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中西风俗习惯的差异；中西婚姻观、家庭观的差异；中西民族性的差异；中西教育思想、方针的差异；中西文明的差异。 通观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有以下特点： 第一，陈独秀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发动了反封建启蒙运动，传播西方文明，变革传统观念。看问题采取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为主，历史的纵向比较为次。纵向比较，中国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但横向比较，20世纪初中国则已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 中华民族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伦理思想、教育方针等等观念形态，同西方与此对应的观念形态相比较，有其自身的局限。中国的封建文化在生机勃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前，显得陈腐不堪。陈氏认为，不彻底摈弃封建文化无以救中国。 第二，陈独秀进行中西比较的理论武器是“多元化”的。亡国灭种之危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急不择路，凡是西方富强国家的新学说，都拿来一试，像急病乱投医一般。陈独秀正是这样，其出发点是救亡图存。针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割地赔款、屡战屡败的现实，他感到中国不适应竞争，于是拿起“社会达尔文主义”作武器；同时他又曾指出，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地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个性解放也被陈独秀拿来作为中西比较的理论武器，他还曾推崇实证主义。 第三，闭关锁国，其害无穷，这是陈独秀在中西比较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指出，作学术必守三戒：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关起门来的“国粹论”，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他认为，那种以为欧洲人之学我国都有的人，是比附科学、徒博学虚誉、抱残守缺的国粹家。 第四，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是“进化论”。他指出：“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尊重中国二廿朝历史不图改进，是驱国民于20世纪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陈独秀试图用生物学上的进化规律来解释近代中国腐败的原因。为求生存，必须以顽强的毅力奋发图强，必须进化、革命，革命是达到进化的手段。这在当时，他的进化论观是积极的、进步的，并成为他早期中西文化观的哲学基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用历史唯物主义追寻中西文化差异及其根源，他以进化论作武器研究中西文化始，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第五，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基本上停留于社会表层现象，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本质生产关系中进行探讨。他用了极大精力比较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思想道德观念、风俗文化，启蒙国人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振兴中华；至于这些社会现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陈独秀局于历史条件对他的限制，尚无自觉地、有意识地触及。因而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以启蒙者姿态，鼓舞了众多的有识之士，向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发起一次巨大的冲击，用“科学”的法庭审判一切，但他只能以提倡个性解放入手而改造中国。直到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他才终于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六，陈独秀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取“偏激”的态度。这种态度，就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不恰当，也是不足取的。但我们要在具体历史背景下，来分析陈独秀为什么自贬以奉人。陈独秀对自己的矫枉过正言论曾作一贴切的比喻，说恰如货物买卖，讨价10元， 还价3元，最后的结果是5元；讨价若是5元，最后的结果不过2元5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可见，从本质上讲，陈独秀并非“偏激”，并非主张“全盘西化”，亦非认为中国文化一钱不值。他只是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来拯救中国文化。他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尖刻批评，以致激烈的自我咒骂，都是“怒其不争”的表现。在这激烈的言词后面，可以发现一颗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心在痛楚中震颤。 （摘自《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