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当时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比重，他思考的重心已经集中在试图通过这个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探索一条我国农业由新民主主义形态向社会主义形态过渡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形式或途径。在这个历史阶段，毛泽东个人的社会变革意识和思想倾向深刻地左右了新中国伊始的这场社会经济的大变革运动，使其整个历程注入了毛泽东的意识和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凝结在合作化中的思维特性以及崇尚凭借反倾向斗争来促动社会变革进行的行为取向（后来演化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推动一切），在1957年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1958年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是农业集体化中表现出来的毛泽东社会发展意识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1961年7 月在写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中也设想了类似的社会模式；这个社会发展意识所达到的顶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出的理想社会蓝图，它具体体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林彪的指示（《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新式社会蓝图。勿庸置疑，这种一脉相承的社会构造模式，受到中国历史上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它乌托邦思想养料的影响，但自始至终起主要作用的思想因素却是他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初露端倪的社会发展意识，考察和研究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社会发展观是不应当忽视这一点的。 （摘自《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