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现代史学会、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七个单位联合主办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97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举行。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来自全国的150多位专家、 学者出席会议，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社会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史才刚刚起步。与会代表深深感到，以往的现代史研究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对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社会问题研究不够，往往使丰富多彩的现代史变成枯燥单调的政治教科书。学者们表示，应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基础深化现代史的研究，应吸收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如社会结构研究，社会运行研究，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研究，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的研究，进一步拓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 该会议主题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中国社会变迁”，所以，会议收到论文多紧扣主题，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根据地社会史的讨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重要依托，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也是现代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建国后，一些社会问题都可以从根据地找到原形，所以，对根据地的研究历来都是现代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这次会议，对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代表们围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政权建设、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论述了中央苏区文化的特征，认为中央苏区的文化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它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具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特征，但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直接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它虽然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超前了。中央苏区的文化，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发展不甚完备，既没有相应的科学技术设备，也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设施，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崭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一经出现，就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经过根据地几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最终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有的学者论述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与抗战民众动员，认为抗战时期存在着动员和依靠全民抗战与依靠政府和正规军队抗战为主要特征的两条抗战路线，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施的政策，不仅符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指向，而且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达到了动员90%以上的工农大众投身民族解放大业的目标。有的学者概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中的民主制度，分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中选举的方法程序、选举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其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总结评价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有的学者论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婚姻风俗改革，认为它有力地冲击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铲除了封建婚姻陋俗，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使昔日荒凉偏僻的广大山区乡村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极大地改变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有的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阶段、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合作社的分配形式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二）关于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社会史的讨论。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从微观的角度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的文章比较多。学者们用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对华北农村和西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及变迁进行了研究。如，有的学者对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若干要素进行了分析，力求揭示这一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他们就地富阶层土地占有率、乡村阶级关系、家庭范式、农民结社等问题着重进行了分析，认为华北农村社会结构整体性的变迁，说明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与经济的无力与僵死，体现了农民对于社会变动的适应与抗争，为一场新的社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的学者对华北事变前后之农村社会进行了量的或质的分析，认为华北事变前后高度的农民动员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完成奠定了基础，从战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巨变，无不与战时动员相关。有的学者对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性别比例失衡问题进行了实证性分析，认为性别比例不平衡已成农村社会的一大景观，这种性别失调，主要是由落后的小农经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妇女生育时死亡率高以及妇女的家庭地位低下等导致的。病态的性别构成，又酿成男女婚姻关系的失调，许多男子成了婚姻的被剥夺者，男子的早婚与迟婚现象相当流行。所有这些都成为当时农村中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会代表对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的区域史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重庆从1891年开埠起逐步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有的学者指出，一个世纪以来，重庆已实现了“三个转变”：实现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中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的转变；实现了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的转变；实现了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湖四海的特大城市的转变。会议还对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重庆生产力的重新配置与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关于民国时期土匪成因与禁烟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与会代表对民国时期土匪的成因与治理进行了讨论，认为农村经济落后，流民大量产生；灾荒频仍，部分灾民落草为寇；战争长期不断等是民国时期土匪形成的主要原因。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才在治理匪患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在建国前后剿灭了大批土匪，根治了匪患。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是治理匪患的关键；必须正确执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政治清明是治理匪患的根本保证。代表们还以广西为例，对建国初期广西的剿匪问题进行了重点剖析。还有的学者针对以往研究城市土匪比较薄弱，认为“农村土匪”并不能充填“土匪”这一概念的全部外延。“城市土匪”这一概念，应定义为“在城市中，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抢劫、绑架为营生手段的人”。指出，30年代城市土匪活动猖獗的背景原因是，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凋敝、残破。城市土匪的人员构成主要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中的失业者或无业游民，城市中的好逸恶劳、不务正业而又追求金钱者，把活动重心转向城市的农村土匪。有的学者对近代湖南的烟毒与禁烟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烟毒泛滥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清末至民国末年烟毒屡禁不绝的原因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