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支持国民党，蒋借苏联压中共 在消灭中共及其武装这一问题上，蒋除了主要依靠美国外，同时也借助了苏联的力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及苏联支持国民党不支持中共的公开承诺，则彻底打消了蒋的后顾之忧，使其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压迫中共就范的最佳时机和最有利条件。 蒋一直因中苏两党的关系而对苏联耿耿于怀。但此态度于抗战后期发生变化。1944年6月华莱士访华时， 奉罗斯福之命劝蒋：一是与中共和解；二是与苏联搞好关系。蒋对第一点顽固不接受，但对第二点却很积极，并要美国作“中间人”为其牵线，甚至作“仲裁人”。〔1 〕华莱士走后，宋美龄致罗斯福的感谢电中特别提到“委员长”对总统希望中苏更密切合作“特别感动”，并保证一定竭尽全力促其实现。〔2 〕台湾梁敬錞后来撰文称：“欲遏内战之乱源，必先中苏之友好。1944年蒋委员长接晤美副总统华莱士时，即已首揭斯旨。”〔3 〕这句话道出了蒋欲借苏联压中共的意图早已有之。 1945年2月，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交易。 但尚需中国政府同意。为此斯大林会见霍普金斯，要求宋子文尽快前来会谈，并表示“苏联将尽最大努力来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这种领导权应继续到战后，因为没有别人是那么强有力”，“没有一个共产党领袖是那么强有力而足以统一中国”。〔4 〕蒋在隔了几个月之后才得知雅尔塔协议内容，十分不快，但当美国将斯大林对霍普金斯的谈话内容告知蒋时，蒋方表示高兴。〔5〕在谈判过程中， 由于苏联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蒋被迫妥协，但提出须满足三项条件作为前提，其中第三项条件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斯大林完全予以满足。关于中共，斯大林说，我并不支持也无支持他们的意向，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中国国内出现另一自称为政府的政府，这是应当由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蒋委员长说援助应给予中央政府，我以往即已如此，今后如有需要援助的，自当给予蒋委员长之政府。当宋子文提出共产党军队应并入政府军队后，斯大林认为，此实为合法要求，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6〕在签约的当天， 莫洛托夫照会王世杰，做了三点声明，其第一点就是苏联根据条约之精神，同意向中国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提供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7〕 由于该条约签字之时，日本已宣布投降，因此它的签订是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拿中共做交易，以牺牲中共利益而相互满足对方要求的结果。按照赫尔利的归纳，蒋“承认中苏条约指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8〕。 因而国民党政府官员都表示高兴。8月16日，蒋向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一般地满意”， 并感谢赫尔利帮助制定中苏接近的基础以及赫氏为此两度访问莫斯科。 〔9〕王世杰在和赫尔利谈话中，也“表示本人对各项结果，甚为满意”〔10〕。正值访美的宋美龄在拜访杜鲁门时，也称赞该条约的签订。〔11〕立法院长孙科也认为，这一条约“是远东持久和平的一项保证”，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对中国统一的一大贡献。〔12〕 毫无疑问，蒋认为苏联的承诺对自己是极为有利的，尤其是东北问题。在此前当蒋获悉美国要求苏联出兵东北时，曾反对过一阵。李宗仁就曾向赫尔利和魏德迈送出两份备忘录，在第一份中提出“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建议“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在第二份中更具体地提出“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13〕蒋担心的是苏军进入东北后，“与中共军队接触”并“将扶植共产党的游击队执掌大权”〔14〕。但随着条约的谈判及公布，蒋的担心随之消失。当时就连普通公众对中共前途的看法也随之改变，甚至比较进步的人士亦自然认为，苏联公开表示支持蒋统一中国，“使毛泽东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15〕。因而蒋相信赫尔利所说的“当中国共产党相信苏联不支持他们时，……就会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16〕尽管蒋过去曾两次邀请过毛泽东谈判，但就时机和条件来说，这一次当然最好。既有英美的一贯支持，现在又有了苏联的公开支持。蒋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是压迫中共就范的最佳时机和条件，也有充分的“信心”去解决这一令其寝食难安的头痛问题。于是便向中共发起和平攻势，在8月14 日签约的当天即迫不及待地发出邀请电，在两次致电未达目的的情况下，又抢在条约公布前一天即8月23日发出第三封邀请电， 以企图达到施加压力的最大效果。当毛泽东决定接受邀请亲赴重庆后，8月31日， 赫尔利在给贝尔纳斯的信中写道，他与蒋交换意见时，两人都认为赫尔利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苏联拒绝支持中共的行动已迫使毛泽东回到谈判桌上来。〔17〕 国际形势对中共的决定确有影响。但毛泽东去重庆，决非蒋所认为的是被“迫使”的。它是中共按照自己针锋相对方针，审时度势制订的策略，即毛泽东后来说的“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18〕。 倒是蒋充分利用了这一条约。正是由于该条约和苏联的支持承诺，使得蒋在解决中共问题上才显得如此踌躇满志，不管苏联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在客观上又确实为蒋所利用和借助来向中共施加压力。这是蒋力邀毛赴渝谈判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 二、苏联力主中共和谈，中共及时调整策略 苏联关于战后中国前途的主张和美国一致，即不赞成中国内战，主张以谈判方式寻求维持和平的途径，建立以蒋为首的有中共参加的亲美的联合政府。苏联以承认美国在华势力范围来换取美国对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承认。这是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它作用和影响着国共双方的政策走向，即是说二者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是双方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或力量对比就能决定了的。作为对美妥协政策的一部分，苏联极力主张中共参加和谈，也因此，中共对战后形势的估计发生根本改变，国内和平前景及与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中共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这是毛泽东接受邀请赴渝谈判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