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政策？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并无重新说明的必要。但是，对于事变后张、杨的个人命运和结局，现代史学界不时出现的某些说法，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例如，有的论者就认为，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即已秘密“搭线”，且“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及至事变发生，国共双方又就事变的解决进行了“幕后交易”，而“这些国共之间的秘密来往，当然张学良都被蒙在鼓里”。是故“西安事变一出来，张学良立刻打入败部，他在三边关系（指中共、南京政府与西安—作者注）里，立刻成了出局者。”“他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对手，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更不是国民党加共产党的对手了！”〔1〕似乎在事变发生后， 中共便将张、杨抛弃，单纯将南京政府作为对手来商谈解决事变问题了。鉴于此，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及时作出决策，向张、杨提出合理建议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在保安的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文寅电”，获悉事变消息，面对此突发事变，即刻于同日复电西安，表示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同时，中央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命令各部随时准备南下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2月13日，中共中央迅速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紧急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周恩来则于15日出发，17日晚到达西安。这说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由于情势紧急，在解决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强调争取时间的重要性。在13日会议上，张闻天即强调，“尽量争取时间，巩固自己部队，把西安、兰州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2〕。在1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再次强调：“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尽量争取时间性”。〔3〕12月22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等亦谓：“我来此4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拖延内战。 ”〔4〕可见，中共始终将争取时间， 进行和平调解作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937年2月，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西安事变工作时说：“对于东北军弄得好是应努力的，但是与南京弄得好，就对东北军多少要发生些问题。”〔5〕可见， 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面临的局势是微妙的复杂的，即一方面，要努力与西安方面（张、杨）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要与南京方面争取合作。这在南京和西安两方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和对时局的冷静分析，中共日趋重视对南京政府的争取工作，承认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共中央开始将张、杨放置一边。中共中央在获悉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就认为张、杨的行动是爱国壮举，肯定其革命性和抗日性，决定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在12月13日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的。〔6〕12月19 日会议再次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和抗日性，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和援助张、杨的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指出，为了争取事变胜利的前途，就要努力争取东北军，积极帮助反讨伐派取得胜利；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是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这就将支持和援助张、杨，争取西安当成了党对西安事变工作的中心。张闻天则具体讲了支持张、杨的策略，认为“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7〕同一天，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指出，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同时指示全党“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8〕。可见，在12月19日， 中共中央在正式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时，继续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作为解决事变的基础和后盾。 张、杨在扣蒋前，对事变后的复杂局面估计不足。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部下说：“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大，杨（宇庭）、常（荫槐）怎么样？”〔9〕但是，事变发生后，局面严峻而复杂， 使他们感到情势险恶，“彷徨束手，问策无人”。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给张、杨的一系列合理建议，无疑是雪中送炭。（1）关于军事问题。12月12日，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建议他把重兵置于潼关、平凉、凤翔，强调据守潼关尤为重要，严拒抢占潼关的中央军樊松甫部。同时，毛、周还提醒张学良团结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巩固和纯洁内部，“对全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14日，毛、朱、周及红军各将领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由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由三方共同组成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打几个胜仗，以打开局面；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又提醒张学良，确保兰州、汉中，以孤立甘肃中央军。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商定了防御战略，红军正式加入西北抗日联军。（2 ）关于拘蒋问题。12日，中共中央提醒张学良，必须由其卫队营看管，防止蒋收买看守人员。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提出保证蒋的安全，借以制止主战派进攻西安，“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如西安遭到围攻无法解脱时，对蒋要“实行最后手段”。〔10〕（3 ）关于发动群众。13日，毛、周致电张学良，建议他不能单纯依靠军队，应发动和依靠群众，“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指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事变才能获得胜利。〔11〕关于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17日，周恩来到西安后，即与张学良商定了与即将到西安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为张、杨解决了和平解决事变的难题。正如张学良事后所言，中共给他作了很好的参谋部，周恩来到西安后，“俨为西安之谋主矣”。〔12〕 二、争取有利于张、杨的国内、国际环境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力图担负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12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张、杨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19日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