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等各方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此事变不仅当时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和复杂的反响，而且其后60年间不断为国内外学者和各方人士关注与研究〔1〕。近年来对国内大陆的研究多有介绍和评论， 而对国外和台港研究动向似少论及；现特将国外和台港研究概况略作简述，使大家了解研究特点和趋势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比较，以利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西安事变的国际反响与外国人士的采访和参与 西安事变的国际反响与外国人士的采访和参与，实际上是国外研究这一事件的最初开端；亲临其境而又严谨求实的报道，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当时各国的态度比较复杂。事变后苏联政府迅速介入。1936年12月13日，苏联电台播发了《真理报》、《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4日《真理报》发表了社论。苏联的基本政策是希望事变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又违背事实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是叛逆行为，诬蔑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在英、美方面，亦声称事变为“叛变”，为了使蒋介石继续统治下去，以便在他们的操纵下可以对日本进行某种抵制，故支持和平解决的主张。英、美大使馆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保持密切联系，并由作过孙中山、张学良顾问，此时已改任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新闻记者W.H.端纳出面积极活动。在日本方面，宣布张、杨已经“赤化”，声明日本不能容忍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支持何应钦打内战，同时勾结希特勒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卖国政府。 而在当时目睹西安事变且又参与某些工作的外国记者为美国的A.史沫特莱和英国的J.M.贝特兰。史沫特莱是这年9 月到达西安逗留数日后移住临潼而又于12月7日返回西安的。双十二事变后， 周恩来到西安曾与她交谈。在好多天里，她每晚从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会见。翌年2月13日， 她在美国《民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事变真相的文章，正如本人所说：“事变的次日，我完全沉浸在新奇的想法中，我是历史演变的见证人。”“西安事变本有可能成为一次局部性的失败，但它终于成了全国性的胜利。”〔2〕贝特兰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 正是蒋介石被释返回南京的第二天。翌年元旦，他即与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广播电台用英语广播新闻，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及其炮制的各种谣言，把这里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外界群众。他告诉人们，西安事变不是几个将军私人的冲突而是由于民族敌人无厌的侵略所激起的伟大政治斗争的焦点。〔3〕 此外，如前所述，曾亲历事变并且参与解决事变问题的W.H.端纳在劝蒋接受和平解决方面起过一定作用。端纳1946年临终前口授由厄尔·艾伯特记录写成《中国的端纳》一书，全书25章。其中第23章《在西安穿针引线的人》讲到他亲身经历或亲身所闻的西安事变的内幕和动因。文中引用事变时端纳致友人书说：“少帅不是举事的首要分子，虽则他对此事要负完全的责任。他不得不亲自保卫委员长，防人伤害他。……少帅……一点也不后悔而且非常高兴他提出的要求都被采纳。首要的事情是停止对共产党人作战。”〔4 〕寥寥数语也透露出端纳对事变的基本看法。 以上所述外国人士的报道，特别是贝特兰当时采访后据此写成的《西安兵变真相》〔5〕，不仅记录了事变的详细经过， 而且揭示了事变发生的远因和近因，指出事变是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北军民反日运动最尖锐的政治表现。这对向全世界介绍西安事变真相和性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前苏联和俄罗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 前苏联和俄罗斯对西安事变的研究远不如事变当时的特别关注；已有成果大都停留在一般现代史著作中的顺便提及或个别论文的阐述。专门的著作可说没有。论文观点长期有片面性，近年开始改变。 从40年代至60年代初，苏联出版的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著作主要有尼基弗洛夫、爱伦堡、尤里耶夫的《中国人民的革命》（1953）、彼烈韦尔太洛等的《中国现代史略》（1959）、以及《世界通史》第9 卷《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部分等都基本采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观点，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和中共处理事变的方针持肯定态度。如说：“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就这样不但未成为重新爆发内战的导火线，反而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团结全国人民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协议的基础。”〔6〕 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论文有K.B.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和东方》，1978），A.C.季托夫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均载《为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1981年版），A.M.格里戈里耶夫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实践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近现代史》1982：2），E.ф.科瓦廖夫的《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苏共历史问题》1985：7），A.г.克雷莫夫（郭绍棠）的《季米特洛夫与西安事变》（载《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1990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等。其主要观点与60年代中期以前有了明显不同。其一，尽管苏联学者认为当时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途径是正确的，但对西安事变的发动是责备的，甚至一概否定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并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直接关系〔7〕。其二， 强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要是共产国际帮助下提出的。认为由于共产国际在事变关键时刻和释放蒋介石之后一再提出建议，中共始逐步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最后成功地解决了西安事变并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绝口不谈中共实际收到国际指示的时间和此前中共已经确定的联蒋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其三，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苏联起了决定的作用，认为蒋介石知道，如果不同中共和解，他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急需的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很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 因此他不能继续实行其消灭共产党的政策〔9〕。绝口不提当年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张学良本人所持的否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