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势不两立的敌国，还是和睦亲善的友邦？两国关系的走向是战还是和？在本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中国朝野尤其是在政界、学界和舆论界，曾对这些关系两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入和激烈的论争。历史的进程已对参加论战的各党各派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理念之是非，作出了公正的检验，也给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回顾和审视这一史事，对于正确认识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敌乎？友乎？》的对日关系观和对日政策论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以武装侵略殖民地化中国的新阶段。面对着日本的进攻，怎样对待中日关系问题，日本是敌还是友，对日是战还是和？严酷地摆在了中国的面前，成为全国朝野最为关注的大事，各党各派以至社会各界针对着这些问题的争论不已。在华北事变前夕，围绕“敌乎？友乎？”问题展开的论争，乃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关系问题的争论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交锋，同时，也是国内不同政派对于以“协调外交”相标榜的日本广田外交作出的不同反应的集中表现。 从1934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正当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积极准备对中国进行新的扩张，决定实行其分离华北的政策，一个新的侵华阴谋计划正在策划之时，日本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却相互频频发出“友好”、“亲善”的呼声，“中日提携”的高调在东京和南京一再登台，“调整邦交”的活动在外交部长和大使一级以上的官员中接连不断。正如《外交评论》杂志在当时的一篇评论中所说的：“最近中日两国间的空气，似乎从严冬转到温和了。”[1] 造成这一奇特现象出现的推动者，是各有企图的中日两国政府当局。南京当局出于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需要，在《塘沽协定》成立、关内外通车通邮等等协议达成以后，乘着中日关系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机，企图进一步营造一个对日妥协、苟安的局面。当冈田内阁戴着“微笑外交”的面具招手时，正适合南京当局的政治需要，被认为是“睦邻敦交”，推进“中日和平提携”的大好时机的来临，从而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东京当局推出广田外交，其侵略扩张的基本目标与历来的侵华政策并无二致，只是它更注重于采取外交、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广田外交高唱“中日提携”，向中国发出“亲善”的呼声，意在引诱中国就范，排斥英美，挑拨中苏，进而使中国依附于日本。 蒋介石和南京当局为了使日本方面理解它对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也为了使国内各方面都赞同它的对日关系的理念和政策，于1934年12月发表了一篇政策性论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2] （以下简称《敌乎？友乎？》）。此文成稿于1934年10月，由蒋介石授要点，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执笔撰写，以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刊于同年12月出版的《外交评论》杂志。当时《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国内不少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印成单行本出版。日本《中央公论》等报刊也刊登了此文的日文摘要。此文系统地阐发了蒋氏对于中日关系和东亚军事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宣示了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它是为响应广田外交，谋求对日妥协而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同时也是针对国内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抨击而作出的系统性的回答。 在《敌乎？友乎？》中，蒋氏提出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依靠外交途径，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争端和一切“悬案”，化敌为友，避战谋和，相互提携，共建中日两国和东亚的和平。蒋氏这一政治外交构想无疑是与虎谋皮。然而，他所代表的中国统治势力的政治需求，使他对上述目标抱有最大的期望，不避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正如他在50年代初追思此事时所说：当时，“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遂发表《敌乎？友乎？》，“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3]显然， 蒋氏旨在为“打开”一条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道路而进行“最后”的努力，但这条道路被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蒋氏的上述主张，是以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之错误论断为依据的。其时中日关系的性质和格局，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反对侵略，是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着由日本发动的局部战争，是日本武装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和正在分割华北。无论从中日关系或是从东亚的军事战略格局而论，军国主义的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任何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都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但《敌乎？友乎？》却一再论证说：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友”而不是“敌”。甚至明确宣称：“首先我敢断言，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4] 并且表示中国当局与民众的态度不同：“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之气概”，但“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5] 《敌乎？友乎？》一文着重强调的，是妥协高于一切、胜过一切，抵抗必遭失败的理念。在蒋氏看来，中日双方应当实行妥协，“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两国如果开战，他断定其结果必将“同归于尽”，而中国则先遭重创。蒋氏认为，中日如果交战，日本在十天内便可灭亡中国，至少可以占领中国的重要都市与海港。由此，他断言：“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才是唯一可采之路。”[6]至于日本， 如对中国进攻，或是用海军封锁中国，或是肢解中国大陆，造成“华北国”、“蒙古国”，或是正式出兵全面进攻中国，都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其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而“同归于绝灭”。因此，他的结论是：“和”为上策，“战”为下策，只有双方实行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 《敌乎？友乎？》详尽地论列了中国朝野以往对日本的政策、举措的七项所谓“错误与失计”，从中方来说，正是这些错误造成了现时两国关系的僵局。文章系统地回顾了北伐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对日关系，认为中国对日本态度骄妄，意气用事而缺乏理智，“当屈不屈”，屡屡丧失了与日本打开僵局、达成妥协的机遇。例如，九一八事变时政府当局拒绝以日方提出的五项原则进行谈判，这是“失却时机的错误”；中国民众以为用抵货运动可以击败日本，这是“判断对方的错误”；民众对本国力量夸张过大、信赖过甚，“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朝野对国际联盟、对英美列强干预和制约日本，期望过高，这是“观察第三者的错误”等等。总之，蒋氏绝不认为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实行不抵抗，签订《淞沪协定》和《塘沽协定》都是大错，相反，却断言由于中国方面“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不自量力，感情用事，以致酿成了当今中日关系的僵局。[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