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爱国将领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后又亲自送蒋回宁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内在原因在于他有着拥蒋抗日的一贯主张，由此决定了他发动西安事变和亲自送蒋回宁的行为。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外部原因在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国际上的各种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第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各种势力的代表都先后发出了放蒋并要求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呼声。冯玉祥早在12月14日便请当时在南京的马相伯，“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介公返京。”孔祥熙于12月17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最好兄能伴介公南返，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逾久，吾兄所负责任逾重……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事变后主张讨伐的何应钦也曾致电张学良：“若不释出委座，实无以释群疑而平公愤。乃盼即日护委座南来。”其它地方实力派“要求救蒋，成为一致的呼声”。 第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出于对西安事变后的时局的忧虑，发出了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及送蒋回宁的呼声。著名的爱国学者，中共好朋友杜重远，知悉西安事变后，立即致电冯玉祥和孔祥熙，要求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杜重远又在致杜月笙、黄炎培的信中，称西安事变为“变乱”，“凡属国人莫不痛心”。他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他担心西班牙的内战将在中国重演。”北平大学的校长将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李书华、陆志伟、李麟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人。”否则，“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一个紧急宣言，声称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宣言声明：“民族危亡之际，国内团结对敌，乃最大的利益和原则”，“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敌人”，“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要求张、杨“立即恢复蒋先生的自由”。民众的这些舆论反映了许多人不明张、杨发动事变的意图，因而实际支持了南京，但这些反对、谴责张、杨之舆论也给张学良带来了很大压力，进一步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并决定以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些人。12月17日，张学良致电蒋梦麟等人说：“介公系国家安全，……累得介公府顺舆情，立即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凡人言行不顾必致覆亡，公等听良之言，还乞察良之行”。 第三，国际舆论中多有对西安事变的责难之词，也促使张学良以送蒋回宁的行为来澄清误解。事变后，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因此发生内战而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因此，英国外相艾登于12月18日在下院谈到西安事变时说：事变“实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或将严重之影响。”《泰晤士报》则攻击张学良是出于“个人野心”。美国虽然表明“不干涉他国事务”，但美国大使积极与南京政府接触，实际上与英持相同的立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与苏联有一定联系，然而事变后，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不仅不给予支持，反而对他们大加指责，12月14日《真理报》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说张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创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 国际上对事变的这些反映同样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压力，推动着他作出送蒋回宁的决定，正如他后来所说：“唯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 （摘自《盐城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