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再一次强调指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进一步推进。 邓小平生前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他再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今天，我们对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作一番回顾和思考，这对继续推动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邓小平1986年5月20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 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这是他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次谈话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说“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了。自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二十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九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的。如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6月10日）、《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6月28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11月）（实际为四次谈话的集纳）； 未公开发表的有5月20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11月1日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12月12日会见日本国际贸促会访华团时的谈话等。 为什么邓小平在时隔数年后突然又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视起来了呢？ 邓小平一贯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抓住问题的实质，解决问题。他的任何一个思想观点的提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可循的历史背景。1986年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讲得最多的是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从中除了明显感受到他当时迫切的心情外，还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谈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几乎都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连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下放权力，增强企业活力谈起的。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顺理成章地首先从经济体制发轫。作为站在改革前沿的领导者，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先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轨迹迅速推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已开始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与旧的政治体制的碰撞。过去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紧紧捆在一起，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就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增强企业活力。1984年标志着改革重点转到城市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把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原则。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推动这项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深入展开。然而其行程并不平坦，主要阻力就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没有转换，与企业旧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打破，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有的主管部门虽然换成公司的牌号，但依然以行政手段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中央三令五申给企业“松绑”，他们却充当企业的“婆婆”，与企业争权夺利，承担本应属于企业的事务，结果阻碍了政企职责分开，束缚了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的发挥。 进入1986年，恰好是“七五”计划头一年，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是“七五”期间改革的主要任务，而“七五”又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4月23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说：对中国来说， 从今年到九○年这五年是最关键的时期。主要是能不能为中国今后几十年内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也关系到改革的成败。5月20日， 他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说：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权力下放以及权力下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十分关注。事实正是如此。 邓小平在会见霍克时有这样一段谈话很耐人寻味，他说：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下面活动的余地就大，发展就会快。国家发号施令少了，就没有很多事情可干，上面就可以精简了，就可以按才能合理地使用人才，减少官僚主义。这段话一方面表明了权力下放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辩证地阐述了权力下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