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罗荣桓去世以后几天里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对罗荣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此，全党都有共识，但诗中的某些诗句，“恐怕是全部毛泽东诗词中最难解的”〔 1〕。如：“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国有疑难可问谁？”等等，如何理解，众口不一。其焦点在于毛泽东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否联想到了林彪。有人认为，如果此诗和林彪有联系，则“有伤大雅，亦喧宾夺主”〔2〕。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人认为，毛泽东写这首诗， 一方面是怀念老战友，赞颂罗荣桓，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为林彪能否成为最佳接班人而犹豫。 1 若想正确理解、注释毛泽东诗词，特别要注意毛泽东写作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1958年，赫鲁晓夫又以老子党的姿态，妄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我拒绝后，中苏关系逐渐紧张。1960年3月， 毛泽东初步得出了苏联出修正主义的结论。7月， 苏联方面对中国采取撤回专家、撕毁合同的制裁措施，将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双边关系。1961年10月，苏共含沙射影地反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3〕。1963年7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大肆反华。中国共产党自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以，50年代末至60年代，毛泽东所作的诗，大部分贯穿着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这一点，也体现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如：“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他用斥鷃的形象象征赫鲁晓夫之流，以大鸟（大鹏鸟）的形象象征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形象比喻在1965年所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再次得到验证。同时，毛泽东又用鸡耻笑老鹰低飞的寓言讽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表达了我党不屈服于压力、蔑视国际反华势力的大无畏精神及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者的必胜信心。 笔者不同意有人将这两句诗解释为是双关语，即暗含有“讽刺那些对于能上能下的好干部罗荣桓抱有讥讽态度的小人”〔4〕； 更不同意“斥鷃”和“昆鸡”是指林彪〔5〕的观点。 2 此诗是否和林彪有关，最关键的地方在诗的尾联。罗荣桓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此时或今后，“国有疑难可问谁？”在60年代，毛泽东认为的国家的“疑难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如前所述，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反修防修”上。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他曾提醒全党“党内并不纯粹”〔6〕。 如果不注意“反修防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7〕。说此话时正是1963年。据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同志回忆，毛泽东在向罗荣桓遗体告别以后的几天中，讲话很少，若有所思，夜不能寐，最后用了一个通宵，完成了吊罗荣桓诗。天亮以后，毛泽东又与吴旭君谈了很多，谈家事，谈父母，谈撤离延安，最后谈到他自己死后的事。〔8〕很显然， “反修防修”是此时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奋斗一生，打下了江山，但这江山在他身后会不会变色，党和国家的权力会不会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他的接班人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需不需要更换接班人，这就是他的“国有疑难”。 从毛泽东沉痛的语气上看，似乎对国家的疑难问题只可问罗荣桓。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罗荣桓在党内军内的职位虽十分显要，但并不居于前列。罗荣桓在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里排名分列第16位和第14位，八届政治局委员中排名第11位，在十大元帅里排名第七，在中央军委领导成员中排名第九。所以从这里似乎难以理解毛泽东的疑问。但是回想一下罗荣桓的一生：“数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定不移地……站在正确路线方面，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9〕以及毛泽东与他的关系、对他的关心和对他的高度评价， 就不难看出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才会如此信任他，国有疑难，一定要问他。 对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毛泽东非常慎重。从1945年6月起，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里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同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行主席之职。 1956 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为副主席，列四位副主席之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10〕。 1959年4月二届人大上，刘少奇继毛泽东之后成为第二任国家主席。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回答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对于接班人问题的询问时，明确宣布刘少奇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但后来又发生了变化。 从1962年以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越来越大。他认为刘少奇右倾。在毛泽东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恐怕以改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11〕。尽管毛泽东此时并未把刘少奇与修正主义者完全划等号，但此前他已承认中国有修正主义者。既然在中国已有修正主义者，就要“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于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它涉及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既要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又要考虑自己身后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继承者。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的一些意见和做法，已使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安。接班人让他来当，会不会出问题呢？既然如此，可不可以再考虑另外人选呢？根据以后的史实，毛泽东确实是在考虑新的人选，“一个既能控制军队又能处理党务的人”〔12〕，即林彪。 对于林彪，早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表现出让林彪成为他的接班人的意愿。〔13〕1958年5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林彪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四个第一”和学毛泽东著作的所谓“三十六字”方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可是挑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毕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泽东只是在考虑和犹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