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从此起狂飙”

——纪念三大起义70周年学术研讨会述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东朗 中共中央党校

原文出处:
党史纵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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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今年7月16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全国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研究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关于三大起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三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大革命惨遭失败的情形下,对如何继续进行中国革命的响亮回答,是引导革命发生重大转折的伟大事件,其历史意义十分重要。有的学者从探讨规律的角度,评价三大起义的作用:①反映中共开始了独创性地寻求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②反映中共开始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③反映中共开始了游击战的实践和作战原则的探讨。有的学者将三大起义的历史作用概括为:武装反抗、创建红军、提供经验。还有学者认为,三大起义的深刻蕴意是:①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②保存了革命力量;③解决了革命道路的问题。

      二、关于三大起义的领导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三大起义领导者应是两个方面:一是起义的领导机构,如南昌起义的前委,秋收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一是在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人。许多学者认为,起义的组织发动是集体领导的结果,但其中一些人的贡献不可忽略。在秋收起义中,毛泽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主要领导人,这不容置疑。此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由中央任命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也做了许多工作,应视为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广州起义的领导机构是黄平向中央提议并获批准而组建的,黄平参与了广州起义的决策和领导,他是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内务和外交部长(且是唯一兼任重要双职的领导人),张太雷牺牲后他又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因此,不能因黄平在三十年代被捕叛变而否定他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应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三、关于土地革命的起点问题。权威的观点认为,八七会议是中国土地革命的起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都是如此表述的。会上,也有学者提出: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起点。依据是:①南昌起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局面,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革命新阶段。②南昌起义含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内容。八一起义后即决定南下到广州与农民运动结合;起义中曾酝酿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并进行过尝试。还有学者认为,党的土地革命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过程,应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作为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南昌起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开端,而土地革命总方针确定的标志则是八七会议。

      四、三大起义与发动民众的问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三大起义与工人斗争的问题,指出一般史书在论及三大起义时,往往忽略了工人在起义中的作用。事实上,工人斗争是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起义中,工人修桥补路、传递情报、运送弹药,有力地配合了起义军的军事行动。秋收起义是由士兵、农民、工人联合参加的。起义军3 个团中的第二团,以工人为主体,曾在攻占醴陵、进军浏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起义基本上是士兵和工人的起义,发动起来的工人有3万多人, 其中拿起武器参加作战的约有3000多人,他们英勇作战,付出重大的牺牲,颇有贡献。有的学者研究指出,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一思想的指导,纠正了党内错误思想,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还有学者认为,大力争取党外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南昌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对二十军军长贺龙、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时任江西省代主席的姜济寰、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等人的争取与团结,对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对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等人的争取,虽未成功但有意义,减轻了他们的敌对情绪,对南下进军是有益的。从结果看,贺龙、徐特立从此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彭泽民、黄琪翔及张发奎亦属国民党左派,曾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应予认真的汲取。

      五、如何深化三大起义的研究。学者们认为,80年代关于三大起义的研究颇有声势,90年代的研究进展不大,至今没有关于三大起义的权威性学术专著。今后的研究应当深入:①应大力发掘、研究档案资料。中共六大对三大起义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留下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是研究三大起义的绝好资料。同时,对国民党方面的有关资料,也应重视发掘。②应重视共产国际、苏联与三大起义关系的研究。这是由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③应注重对三大起义重要人物的研究。④应注意对国外有关三大起义研究情况的了解和借鉴。⑤应加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如三大起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三大起义的经验教训等。学者们指出:所谓“告别革命”的论调对现在的青年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三大起义的研究不但有历史意义,且有现实意义,应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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