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反蒋与不反蒋 张学良要“自成局面”，就必定要准备反蒋；而他公开联苏联共、揭旗抗日的结果，也必然走到反蒋。因此，张学良在1936年曾一度决心反蒋当属无疑。但是，正如前述，张学良之反蒋纯因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而起，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军非抗日则无出路，故张学良之反蒋其实是反对蒋之以内战拖延抗日，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非反对蒋介石个人。就此而论，张学良可以说是又反蒋又不反蒋。如果蒋介石能够迅速走向抗日，如果张学良发现蒋介石正在改取联苏联共的政策，那么，他注定会放弃自成局面的企图。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的结果。首先，无论有没有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影响，像当时诸多反蒋派别一样，张学良若发现蒋介石有使东北军在内战中逐渐消耗和瓦解的任何意图，他都会由“拥蒋”走向“反蒋”。这与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历史上的张学良也并非简单地从“拥蒋”就走向了“反蒋”，直至弄出个西安事变〔31〕。应当看到，张之反蒋，并非没有变化。 7月24日，张学良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回到西安， 曾与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商谈过西北发动问题。中共中央8月9日有一长信，托潘汉年来西安转交张学良，并进一步细商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东北军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 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但8月中旬潘汉年到西安后， 张学良却一连几天托病不见。反复催促后，张才在8月21日和24日晚与潘汉年密谈了两 次。但谈话结果显示，张虽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长信所提一切基本问题，对于具体落实却犹豫不决。直接电台未建立；要中共派干部事一推再推；就连红军要求其部队在甘北让道事，也吞吞吐吐，不能痛快答应，说是任凭红军去打，他愿意牺牲少数部队，以免秘密外泄，“落证据给蒋”〔3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29日。 8月29日， 张意外得知中央军一部突然不打招呼直开西安三原一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侦探当晚又密捕与东北军联系密切的东北籍激进分子，这使得张怀疑蒋已侦知一切，准备对自己下手。因此，张对中共的态度又转趋积极。在派兵一举抄了省党部，夺回被捕之人以后，张次日晚即约潘谈，终于下决心说出了自己这一段的顾虑所在。据张讲：他参加二中全会时，蒋亲自向他表示过想要联苏，张乘机提出又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蒋很神秘地向他看看说，不用着急，将来他有办法的。会上，蒋廷黻曾两次找他，要他出面向蒋提出联苏容共建议，蒋自己还不敢提，似乎蒋介石还没有下此决心。故会后张虽已有所顾虑，回西安后仍与潘讨论过西北发动问题。想不到，不足一月，南京已决定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说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都有新的变动，意图联苏联共的迹象已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自然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了。潘报告说：“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看，使得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33〕。不管潘汉年如何开导，如果蒋介石真的有意联苏联共实行抗日，张学良无论于情于理确实都不宜再树异帜。如仍旧继续加紧准备西北发动，弄到尽人皆知的地步，即所谓“做得太难看”，势必给人以“投机”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抗日的发动会产生反作用也说不定。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这多半也可以说明，当9 月间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决定改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并发布致国民党中央公开信之后，张学良为什么立即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对那个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34〕。从此，张学良放弃反蒋，转取劝蒋、谏蒋的方式，极力配合中共逼蒋抗日。至于后来蒋迟迟拖延联苏，并且不惜大举进剿陕北红军，再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陷于危险境地，迫使张铤而走险，发动西安事变，是为后话，限于篇幅，似可略去不提了。但不难判断的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确与张学良此前的种种反蒋企图与准备，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是在经过了劝蒋、谏蒋和逼蒋阶段之后，它已经很难简单地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蒋”了。 注释： 〔1〕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第3—4页；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90页。需要说明的是， 《中共党史资料》公布4月11日电时在日期和文字上都有不确之处。首先，公布的日期是1936年4月10日，实际应为4月11日。引文（1）原文为“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 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时的文字整理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但从原文看，“他”（除最后一个“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而非指蒋介石。正是因为他的部下现在确有分化，自己现在还很矛盾，因此才有后面的“他现在反蒋做不到”的说法。公布的文字加上两个“蒋”字后，此段原意不免发生了变化。 〔2〕参见《张学良年谱》下，第996—997页。 〔3〕参见《张学良年谱》下，第998—999页。 〔4〕《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 〔5〕《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5月8日。 〔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 —48页；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页；《张学良年谱》下，第987页。 〔7〕需要说明的是，《年谱》公布的三件文献还有一些错讹之处 。如周恩来报告中的“对蒋问题。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一段，《年谱》公布时变成了“对苏联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若确降日，他则离开蒋”。另外，前引周电“在国民党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一句，《年谱》发表时的文字多出来一个“吴佩孚”，成了“在国民党要人中，只有吴佩孚，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有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