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与“白”作为两个代表不同颜色的普通汉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原无特殊性的政治内涵，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由于世界革命的影响而赋予其以浓烈的政治意蕴。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党史、政治史等方面的宣传和学习教育而使其成为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的代名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事实上，“赤”与“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不同阶段，其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不同变化，其起止并不同中国现代史相始终。 一 五四时期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进时期，曾受到来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俄的直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之大，可以从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集中反映出来。自此，“赤”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一种信仰、一种革命形式的标准色彩而日渐为中国人所了解、向往和追求。 当然，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或胜利，故而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仍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但是，五四时期的国人，即使是革命的先驱如孙中山等，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对象等问题，都正处于一个迷茫，痛苦的探索过程之中，北洋军阀之真面目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于是在五四时期便出现了各种学说的引进和各种思潮的兴起。也正是由于如此的社会环境，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华迅速传播，也同样因为如此，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而为大多数革命者所接受。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变革的声浪远远超过变革的行动，一切同非理想的斗争总体上停留在理论层面。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差异、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便决定了此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不会成为中国社会所争论和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以“赤”与“白”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二者的不同也仅仅停留在政治理论上，仅仅是表明一种政治理论或概念的技术性术语。因之，五四运动时，中国便有“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的说法。李大钊在《灰色的中国》一文中曾指出，由于辛亥革命之后军阀的肆虐，政客的横行，已经把属于白色革命——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弄成灰色了”他呼吁国人，不要让军阀政客把以后的中国“弄成黑色”[1]。 这种“赤”与“白”的和谐，不仅仅直接来源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性，而且还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一贯思想相衔接。1905年孙中山便提出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2]；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阐释了他这一理论。他讲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1912年4月孙中山在上海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又讲道：“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抵抗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主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前二者，吾同志既已洒几许热血而获今日之成功，则今后更宜极其心思，尽其能力，以达最后之目的。”[4]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 孙中山虽历经挫折，但他不仅从未因之而放弃其“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而且更加努力促其实现。孙中山作为旧民主革命时代的伟大领袖，其政治影响力之深邃，自不待言。 正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革命远未完成，社会革命仅只初露端倪，“赤”与“白”的分野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上，加之孙中山先生革命理论及主张的影响，使得在欧洲本应是相互对立的“赤”与“白”，在以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主要革命内容的中国，却分别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和革命新方向的代表而达到和谐的统一。 所以，“赤”与“白”在政治上的分野自中国现代史一开始便出现，并色彩分明地带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但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背景下，它们之间却并没有出现如当时欧洲（主要是苏俄）那种激烈尖锐的政治对抗。 二 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直接帮助努力下促成的，这种革命新局面出现的理论根源，来自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但它不仅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且是反封建的革命，因而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必须和苏俄及国际工运建立最亲密的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如此，先前“赤”与“白”的概念发生变化。革命的国民党，由于其奉行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洋军阀看来已经赤化。所以“国民军赤化，广东政府赤化，徐谦、邵飘萍赤化，唐生智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他们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称“南北二赤”，声言要“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5]； 革命势力北伐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等更发布联合讨赤通电，希图各方合作，“力挽狂澜，驱除赤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