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魁阁及其诞生 魁阁的本意就是魁星阁。魁星点状元，这是中国旧日科场士子获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在中国乡间许多出过状元的地方，都有这种被称为“魁星阁”和“魁星楼”的建筑。这种建筑的兴建是希望地方能多出一些科场状元。 本文所谓的魁阁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熟知的一个绰号，它指的是本世纪30年代末设在云南呈贡县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1945）。它的领导是费孝通。由于工作站设在当时呈贡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上，后来即被称为“魁阁”。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当时聚在魁阁中的成员，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符其实，在中国话里，魁阁的字面含义即是精英集团，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费孝通说： “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区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版和油印。”〔1〕 魁阁这个亲切的绰号所以流传开来，其原因大致是由于魁阁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室的工作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可，因为他们的工作多数带有开创性质。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以及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等。 2.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该集团领袖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而研究室有费孝通这个总助手，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张子毅曾这样解释他进入魁阁的动机：“当我在联大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才认识了费孝通先生，他是到联大来带课的，立刻我对他的讲授感受到特殊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跟随他做研究，这是我加入魁阁的简单动机。”〔2 〕费正清（John King Faribank）这样评价费孝通：“他似乎有把朝气逢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3 〕费孝通的个人魅力不仅表现在他的性格和学术水平上，还与他个人的道德水准密切相关。他始终将魁阁作为一个共同合作的学术集团，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从没有以老大自居。1943年他到美国去，亲自将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一本是Earthbound China（费孝通、张子毅合著），一本是他的学生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对于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魁阁成员。 3.研究室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初期是中英庚款，后期由农业银行和缪云台领导的云南经济委员会的资助。缪云台回忆说：“我和知识分子联系较广，那时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和我有联系，他们希望地方办什么事大都来找我。”〔4〕 4.研究室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而且他们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 5.研究室从1940年冬天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虽然魁阁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约定，但成员彼此之间有自觉形成的共同为学术努力的信心和精神，这决定了他们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所以写过《费孝通传》的阿古什（R.David Arkush）也认为：“四十年代，他的学生形成一个有才华、 有前途的学者集团。”〔5〕 先后进入魁阁的成员，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我根据费孝通、胡庆钧、田汝康等人的多篇回忆文字，将魁阁成员列表如下： 姓名 籍贯生卒年 毕业大学 留学国家 费孝通 江苏吴江 1910— 清华大学 英 国 张子毅 福 建1917—1987 西南联大 史国衡 湖北随县 1912— 清华大学 美 国 胡庆钧 湖南宁乡 1918— 西南联大 谷 苞 湖 南 1916— 清华大学 田汝康 云南昆明 1916— 西南大学 英 国 张宗颍 浙江杭县 1917—1957 西南联大 许烺光 1909— 沪江大学 英 国 瞿同祖 湖南长沙 1910— 燕京大学 美 国 陶云逵 江苏武进 1904—1944 南开大学 德 国 这个名单不一定准确，但大体符合费孝通常说的先后进入魁阁的有十几人的说法。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当时参加工作站的研究人员中一部分是专职的，如张子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还有一部分是兼职的如李有义、张宗颍、胡庆钧、许烺光、瞿同祖。〔6 〕本文不分专职与兼职，均以魁阁成员论。作为一个学术集团，魁阁的形成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由于抗战爆发，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心被迫转移到西南，客观上使大批学者易于集中一地，从而形成集团性力量。第二，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迅速成长且进入成功的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形成大致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是同步的，在随后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已经积蓄了一批各学科人才，中央研究院的设立，也在这一时期。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来看，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值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据孙本文40年代末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介绍，当时国内大学讲师以上的社会学研究者即有149人（含10名美籍社会学教授）， 而这批社会学学者绝大多数都曾有过留学英美的教育背景。〔7 〕中国社会学进入成熟时期（以专业化为标志），大体也与大学的形成同步。1926年陶孟和、李景汉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调查报告。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创刊，1928年由孙本文发起成立了“东南社会学社”，并出版了《社会学刊》杂志。1930年陶孟和《北平生活费的分析》燕京大学的英文本《清河镇社会调查》等专著出版。〔8 〕第三，当时三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正处在学术最佳年龄期，以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吴文藻、潘光旦、杨开道、陈达、李景汉等为代表，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第二代的费孝通、许烺光等在三十岁左右；第三代的张子毅、胡庆钧则在二十多岁。从当时社会学学者的年龄结构上看，一个较为合理的梯队已经形成，要不是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初期人才的分布是很有生气的。魁阁的前身是由吴文藻负责的，当他离开昆明到重庆后，费孝通很自然就接过了老师的班，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当1943年费孝通中途离开魁阁，许烺光也自然接上费孝通的工作，可见当时社会学人才结构的延续已经完成。费孝通当时已留英归来，已完全具备了作为学术领导人的资格。魁阁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丰硕的成果，与费孝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四，从上表所列魁阁成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看，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也很明显。魁阁主力成员的年龄是1918年前后出生，比费孝通约小近十岁，这个结构保持了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活力。这些成员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当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教育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魁阁成员之间有较强的亲和性，这恐怕也是魁阁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