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 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的感觉。对此，我大惑不解。 我在延安时期就与日后中宣部的有些“阎王”相识。1953年调中宣部工作后，他们都直接领导过我。他们的理论修养、工作经验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在“文革”开始，我怎样也觉察不出中宣部犯了什么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更不可能提供检举、揭发材料。为此，造反派在大门上给我挂上漆黑的大字条幅：“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黑藤上掉下来的烂透了的黑瓜。”对此，我也只能苦笑而已。 陆定一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5日，我从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来到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部，想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周恩来来电，所有东北军来的同志通通都得回去。于是，前敌政治部把我们这些青年人集中起来，学习红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志讲第一课的，是前敌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然后是前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无锡口音过重，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王明掌权后，他受到贬斥，一直到延安整风。大概是1944年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一次批判王明路线的大会上，我听了陆定一的发言，才知道他早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就与王明一伙作过坚决的斗争。他的发言词锋犀利，很有激情，令人敬佩。 1947年，延安准备撤退，中央机关撤向华北根据地前，我又一次见到定一同志。那次，我随李卓然、胡绩伟去清凉山，谈党中央走后解放日报社向西北局交接的问题。风云突变，大战将起，看得出定一同志的心情很沉重。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失守后的一件事。当时，彭德怀三战三捷，周恩来在5月初参加安塞真武洞祝捷大会， 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绝不离开陕北后，来到西北局机关所在地安定县白庙岔。我和胡绩伟去见陆定一。他正和周恩来一起吃早饭。周副主席一见面，立刻放下筷子，厉声问道：“三原（陕西一县）战斗，我们打进去又撤出来了，为什么登出西北野战军‘攻克三原’这一消息？”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似乎他把我当作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的负责人了。我说了一句“为鼓舞士气嘛”，周恩来生气了：“你说说，无产阶级新闻和资产阶级新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一时语塞。周恩来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这种根本区别就是真实、真实、真实！”然后，他又讲起战争爆发以来，新华社所登战事新闻都经过反复核实，国民党则完全是说谎、欺骗民众。这时，定一同志大概想让已经多日睡不好觉的周恩来息怒，忙接过话来：“你们要理解周副主席的深意……”定一同志还说了一些话，使我和胡绩伟从紧张、愧疚中缓过神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当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很高兴能在我敬仰的陆定一领导下工作。然而，解放后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讲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 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于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当时，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陆定一也有武断、粗暴的时候。在处理丁玲、陈企霞事件时，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和干部处处长张海受牵连。在三座门礼堂开宣传系统干部大会时，陆定一一上台就说：“李之琏、张海给我滚出去！”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定一同志这样的老革命的心理状态，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说不太清楚。 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央在毛泽东居住的颐年堂开会时， 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 被采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首次宣布这一方针是党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