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国后，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次飞跃，从1956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最终完成，即确认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帮助他们从为旧社会服务转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状况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表明党中央正式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 然而，我们没能始终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不仅发生了“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而且又给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中间虽有1962年广州会议上的“脱帽”（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两个估计”，将我国所有知识分子都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 1977年9月19日， 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1〕在第二年即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同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也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 建国后，我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问题，这次飞跃的标志是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4〕 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是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前者是确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归属，后者是指它的社会功能。阶级属性的确认是评价社会作用的基础和前提，而社会作用的评价则是确认阶级属性的必然结果和落脚点，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认识。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说是与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相伴随而发展的。 我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历来十分重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锋”，“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主张〔5〕。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确定和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地位的确立，我党也十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毋庸讳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发生偏离时，对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发挥也受到影响，有时甚至视为打击对象的“臭老九”，根本谈不上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最终确认，为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扫除了政治障碍。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提出之后，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也就更加充分。这个问题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精辟的，还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5月24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6〕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庆典上的讲话中，他又提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7〕不能把重视停留在口头上。同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谈到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时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8 〕由此，邓小平同志得出结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9〕。 这一评价不仅从政治上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充分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价值。 1988年9月，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新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也为我们考察和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基点，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科学论断的基础上，1991年5月23日，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的命题〔10〕。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此又作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更为完整的表述。这是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之后又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是在肯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是我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