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经济统制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为了侵夺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农林矿产资源，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确立“皇国”霸主和东亚各民族的“附属国”地位，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此过程中，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军事占领、奸杀掳掠等赤裸裸的武装强暴手段的同时，为缓和其与被侵略国家的民族矛盾，也曾授意“民间组织”启动了一系列武装之外的“软化”系统，以及“亲善”手段对这些国家实行“软化”政策，东亚经济恳谈会正是这一政策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国内学者对日本侵略多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角度来研究，而从所谓“民间网络体系”来研究者为数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对“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在对我国华北经济统制中的作用、性质的剖析，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伎俩。

      一 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构成

      东亚经济恳谈会于1939年7月在东京成立，首任会长为乡诚之助。1940年获日本社团法人资格，并分别于各地成立本部。1942年该会兼并了日满实业协会、日本海外经济联盟和南方经济恳谈会。现将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结构系统列图如下：

      

      从上图所示可以看出，东亚经济恳谈会从总部——本部——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分会，各机构层层叠叠，互相统属，形成了一整套严密有序的组织管理体系。从机构上保证其有力协助战时的日本政府及军方统制东亚各国的行动。

      在部门设置方面，东亚经济恳谈会常设委员会最初为八个。即综合、农业、交通、重工业、轻工业、贸易、金融、劳务等。旨在就大东亚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审议立案，并向日本官方呈报其结果。1942年为适应形势要求，常设委员会调整为经济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下设农业、矿工业、金融、贸易、交通、劳动等六个分部。〔1〕为了配合总部的机构设置， 下属各本部及各地方委员会也设置了相应的专门委员会。如天津地方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分为农业、工业、矿业、贸易、金融、交通等六个部门，负责对各该部门有关事项。如农村生产、工业振兴、矿业开发、贸易发展与统制、金融税制、水陆交通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企划及审议。〔2 〕总部经济委员会与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经济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调查研究方案，及时为日本政府对各地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提供服务。

      二 东亚经济恳谈会的活动及其对我国华北经济统制中的作用

      东亚经济恳谈会在我国华北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华北本部及其下属各地方委员会进行的。

      华北本部成立于1939年11月，本部长最初由曹汝霖担任，不久由北京市商会会长、华北商会联合协议会会长邹泉荪接任，其职员多为经济界巨头。这些巨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为各重要公司负责人，如华北开发公司、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制铁公司、钟渊工业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重要公司的负责人；第二类为金融界巨头，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冀东银行、河北省银行、北京钱业公会与银行业公会负责人；第三类为华北各重要城市商会及商工会议所负责人，如北京、天津、青岛、唐山、太原、石门、开封、济南的商会会长及京津两市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亚经济恳谈会与商会关系密切。首先，东亚经济恳谈会各本部长多从各地商会会长中选任；其次，其职员也大多属于商会或商工会议所的会员；第三，就华北本部来说，在成立初期就规定了各省市商会和商工会议所必须加入，〔4〕成为其集体会员。 这样，各地华商会被牢牢地把握在日本人及亲日派手中，成为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及其下属地方委员会开展活动所赖以依托的中心组织。东亚经济恳谈会在华北的主要活动有：

      第一，召开各类经济恳谈会。内容涉及华北经济体制、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华北农村经济问题、华北贸易金融问题及劳工问题，人财物面面俱到。

      1.华北经济体制问题。在日本政府及其军方看来，华北是日本进行所谓“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华北之经济乃战争经济”。〔5 〕因此华北的经济体制即战时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华北的一切经济要循着日本的侵略战争轨道而运行，使华北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一切军需物资的供应地。为此，日方当局对华北实行生产物资统制和低物价政策，这是战时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并于1943年6月27 日授意华北伪政权公布了《华北扰乱经济统制治罪条例》，对粮食和棉布等战争急需物资限制囤积、隐蔽及转移，并限制其公定价格。〔6 〕战时华北经济体制问题成为恳谈会探讨的首要问题。华北本部曾多次召集临时华北经济恳谈会，宣传华北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商民协助新经济体制之实施。

      2.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问题。对我国华北的产业及资源进行开发是日本侵略者的“国策基准”。便捷的交通条件，富饶的资源及便利的开发条件、廉价的劳动力是日本对我华北进行开发的先决条件。侵略战争导致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和财政拮据，又加快了其对我华北进行“开发”的步伐。在1938年成立的“统合调整机构”〔7 〕——华北开发公司的积极操作下，日本对与其国防有关的资源“二黑二白”——即煤、铁、盐、棉等资源的“开发”取得了屈功尽力的发展。根据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津岛寿一在华北本部主办的时局经济大讲演会上的自白。华北煤产量1941年度与1936年度相比增至十五成；铁矿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相继开发的龙烟，山西省定襄、宁武、东山，江苏省利国，山东省金岭镇，河北司家营、易县等铁矿到1943年时已全部被开发生产，产量也逐年增加，矿产品主要被输往日本，并供伪满及本地之需要；盐田方面，1942年华北盐田面积较1938年扩大二倍以上，生产已增加三四倍，产量在“东亚共荣圈”内占四成，1942年度，华北对日输出之盐全“共荣圈”对日输出总额的62%；棉花方面，华北棉花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纤维资源中所占比重最大，1943年时全华北计划生产棉花1000万担，为此还成立了华北纤维统制总会及其下级机构，负责棉花的生产、收购、配给、制造等部门的工作。为顺利“开发”华北资源，日本还对华北交通、通信、电气等基础产业进行了必要的“开发”，而且，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对增强战力之供给颇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