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路军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或在张国焘的错误指导下失败的观点和西路军自始至终是执行中央命令，与张国焘毫无关系的观点。前者来自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的断语，这一断语其后成为论述和研究西路军的基调；后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学者重新研究西路军后得出的结论。现在拥护前者的有之，赞同后者的亦有之，笔者也曾发表文章支持后者。〔1〕尽管如此，西路军的一些问题， 即西路军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为什么史学界长时间要坚持传统观点等等问题仍然困扰着笔者。带着这样的困扰、疑惑，开始重新寻找资料加以研读，从而形成了如下看法。 一、传统观点的形成及缺乏依据 所谓传统观点是指西路军是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的观点，它开始于毛泽东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甚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支持，它的具体内容是：“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2〕尽管现在有的学者认为， 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提出这种观点，丛进在其《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中认为：其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此时西路军虽有伤亡，但主力还存在，所以在西路军还没有失败时，毛泽东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其二，1936年12月，还没有清算国焘路线，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去宣称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文章认为这一断语是在“1937年3 月西路军失败和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中央会议之后，对讲稿进行整理补充时所加”〔3〕。笔者赞同丛进的观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无论当时毛泽东在文章中是否有此断语，但加进这一断语的这篇文章却给日后的西路军研究以很大影响。事实上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从1937年初就存在了。凯丰在1937年2 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就指出：“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4〕 随后在1937年3 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也认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5〕对这一点， 《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行了解释：“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6〕至此，传统观点还不算形成，因为这里仅仅指出的是西路军的失败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而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具体的或者详细说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进、组成西路军以及失败是由张国焘造成的是在1937年12月毛泽东接见部分西路军将士时指出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扩大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7〕这段话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1）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是张国焘没有经过中央而偷偷所为；（2 ）西路军的西进是逃跑主义；（3）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张国焘路线的结果。 显然这是缺乏依据的：第一，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及西进不是奉张国焘之命而是奉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之命，所以称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的说法缺乏依据。对此，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及陈铁键的《论西路军》已有充分的论述，不再赘述。 第二，西路军的西进也不是奉张国焘之命而是在宁夏战役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奉中央军委命令西进的。当三个军渡河并取得初步胜利，准备偕同河东红军共同北进攻取宁夏之时，由于敌军大举北进，河东红军无法如期实现宁夏战役，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并作出《作战新计划》，对渡河红军作出了新的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为期，直接打通远方，与苏联加强联系。随后西路军的西进，建立永凉根据地，再次西进，再次建立临高根据地都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进行的，与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 二、新观点的提出及其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红西路军问题也是其中之一。许多研究者和当时参战的西路军指战员发表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和回忆录，而其中竹郁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实探》（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陈铁键的《论西路军》（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以及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最有份量，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西路军与张国焘毫无关系，西路军是执行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牺牲是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必要代价的观点。其基本论点是：（1 ）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路军的组成及西进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而不能将其视为退却，更不能同张国焘路线相等同；（2 ）西路军的失败不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右倾错误而造成的，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任务多变，是为了掩护河东红军和友军，即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然而新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第一，新观点始终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长时间党中央、毛泽东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如前所述，1937年初还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时，或刚刚失败之初，党中央就把西路军的组成及失败同张国焘错误联系在一起了，而此时张国焘仍然在陕北，仍然是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么为什么对中央的这种指责他没有辩解呢。如果西路军果真同张国焘无关，那么张国焘不可能不辩解。我们从凯丰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曾为自己辩解过，如对此上还是南下是不是路线分歧这一原则问题上，他就在《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中辩解过：“假如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8 〕而唯独他在西路军问题上没有辩解，退一步说，如果当时他不好辩解，或无法辩解的话，那么当他在国外写的《我的回忆》时完全有条件进行辩解，而他却没有辩解。然而对这种奇怪现象无论是徐帅的回忆录还是竹郁、陈铁键的文章都没有给予回答，这不能不说是新观点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