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侵华战争责任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晓杰,1962年生,内蒙古师大历史系讲师。 阿莉塔,女,蒙古族,1963年生,内蒙古师大外语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天皇同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默许、鼓舞了军部这一军事冒险;“七七”事变后,天皇作为主战派,督促向中国战场增兵。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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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仁天皇,1926年即位,1989年1月1日死去,在位60余年,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他在位期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成争、太平洋战争。关于这些战争,一般着重提军部及在军部挟持下政府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而对天皇在战争中的作用及战争责任问题论述较少。现在,被日本人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天皇是热爱和平的自由主义者,只是由于军部及政府的压力,才违心地做了许多事。在日本宣传机器的鼓噪下,似乎天皇与二战中日本的一系列罪行无关,造成了这样一种形象:热爱和平,受制左右而又无能为力,他无可奈何地听任最坏事情的发生。这个形象已被普遍接受。裕仁死后,日本列岛曾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天皇热”宣传热潮。为天皇歌功颂德,极力美化天皇的神威、神权,宣扬天皇爱民、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优秀品德”,颂扬天皇是和平天皇,肯定天皇推动日本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作用。1989年在日本发现的所谓《天皇独白录》,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天皇更是百般为自己辩解,似乎战争责任与他无关,只是军部一些人所为,他一直都在为和平解决争端,为和平而奋斗着。其实,裕仁从即位起,在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始终是采取侵华政策。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开始,天皇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拟就从“九一八”事变及全面侵华战争这个角度来剖析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一

      “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裕仁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九一八”事变是军部及关东军一些少壮军人在“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武装占领满蒙”等口号下发动的,无疑关东军是主谋。事后,内阁发表了“不扩大声明”但当时军部并不把内阁放在眼里,军部和政府处于对立中。当年,天皇、军部、元老重臣及内阁三位一体的日本政局,天皇并没有游离于事件之外,而是对军部、军队、军人有统帅权,并有绝对权威和影响的。与当时的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默许、甚至鼓舞了军部的这一军事冒险。

      积极参加“九一八”事变策划、准备和行动的日军将领之敢于有所举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他们确信:尽管天皇表面上不予支持,其实天皇已经默许,“只是他们必须表现得与天皇无涉,一切象是他们自行其是;特别是万一事有不测,不能使天皇受到任何牵连”〔 1〕。

      裕仁在“九一八”事变的当时及之后采取暖昧态度,主要是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默许、赞成“侵略政策”的利益联盟势力,另一方面他不想丢弃内阁中主张谨慎行事的自由主义者。内阁成员考虑到在满洲直接进行侵略造成严重国际后果和不良国内后果。因为这给军队以解决国家政权的自由。裕仁也不愿意落入成为专制君主的陷井,而受制于极端主义者。他采取了暖昧态度。“这样即能得到对军人活动分子有戒心的日本人的支持,又不致于使军队离心离德”〔2〕。 他始终恪守明治天皇的箴言:天皇不要表现出是自己在决定日本政务。为了使驻东京的外国使团放心,他明确表示自己心怀善意,而让军队承担建立“伪满洲国”的全部责任。

      这一点在1989年日本发现的所谓《昭和天皇独白录》中也可以看到。《昭和天皇独白录》是面临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的时刻,在预感盟军总部甚至会要求天皇退位的形势下编写的政治文件,其目的在于提交盟军总部,是天皇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辩白书”。“辩白书”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解释对美开战的责任上了,所以,在“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问题上出现了许多出人意外的漏洞,不过这倒是天皇的真心话。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天皇说他已考虑中日两国妥协的办法,理由只是“满洲属于乡下,发生事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天津、北京发生的话,就会加剧英美干涉,有彼我冲突之虞”〔3〕。 发言中含有这样的逻辑:即天皇允许在对美英关系恶化较小的地区(如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天皇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同军部站在同一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 关东军一名特务上角利一携带一封极重要的信来到天津会见溥仪。特使表示,如果他肯到满洲,日本准备帮他恢复满清帝国〔4〕。此事也能说明, 裕仁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同“九一八”事变无关。一个再胆大妄为的将军也不敢自作主张,让一个傀儡皇帝登上皇位,这样的政策必须得到天皇的赞同。

      即使事变发生后,战争并不是不可制止。如果天皇真象他在《独白录》中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人。那么,他可以利用他的统帅权及天皇的权威,义无反顾地出来制止军部的军事冒险。但天皇的所做所为却与和平背道而驰。事变后,关东军虽然控制了南满铁路沿线,但兵力不足,于是关东军向驻朝鲜日军求援。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属于日本领土,而“满洲”是中国领土,按照惯例,越境向外派兵必须由天皇同意,即绝对需要“奉敕命令”。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命令飞行二中队和混成一旅团4000余人,出兵增援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林铣十郎的越境出兵的作法,是明显的“大权干犯”。按1908年制定的日本陆军刑法:“指挥官对外国无故开战处死刑”;“指挥官无理由越权时或将军队擅自推进时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监禁”〔5〕。 林铣十郎未经批准擅自下令出兵、应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此林十分清楚,但他又为什么贸然行事呢?这足以证明林心里有所估计,他相信,只要造成事实,到头来天皇也会承认的。而裕仁和日本政府如真有不扩大事态的愿望,这是一个机会,是抑制军部的绝好理由。可以用天皇的权威制止军部的行动。

      31年9月19日,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南次郎无视政府,主张越境,而内阁决议反对越境。首相向天皇保证“不扩大势态”,并反对为此支付预算。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都坚决反对向中国出兵。西园寺公愤愤地说:“不经天皇的批准就出动军队,陛下绝不允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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