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的“8·13”上海抗战，中国经历了由局部抗日到全民族抗战局面逐步形成的过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由妥协退让，犹豫动摇，准备抗战到决心抗战的曲折转变过程，放弃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转而实行“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正确方针，最终走上抗日道路。全民族抗战局面才得以实现。在此，国民党所起作用何在？本文将对此作一分析。 一、国民党决心抗战，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9·18”后，蒋介石地日奉行不抵抗政策，不顾国土沦丧， 继续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1]然而，东北沦陷，华北也面临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 这已对国民党统治构成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同时“华北事变”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渐趋左转，人民抗日情绪已达沸点。蒋介石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司以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2]可见， 虽然蒋介石还耽于“友邦”的协调与合作的幻想中，但较“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 11月下旬，中国外长张群在对日大使谈判中，提出了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符合民族利益的要求，最后使中日交涉停顿。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 蒋介石说：“任何国家要来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决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3]“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4]可见蒋介石对日侵华采取不屈服妥协的强硬态度已日渐明朗。 “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引起国民党蒋介石极大震动，蒋深感“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变成北平”。[5]1936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6]平津失陷后， 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全军将士书》：“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7] 这时蒋已决心抗战。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受胁，14 日国民党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15日蒋亲任大元帅下达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党军委会颁布作战计划，全国五战区，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松沪要地，巩固首都”。[9]至此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它的政策转变对抗战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蒋介石顺应抗日救亡潮流，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难。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即赢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及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的拥护，这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其考虑改变对内政策，对中共有所缓和，在对红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与中共有新的接触，以求政治解决方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促成国共团结，并于1935年1月22 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0]同时，蒋介石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并指派陈立夫为和谈总负责人。在国内积极与中共北方局及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络，又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1935年到193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和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国共两党初步改变了誓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开始就合作抗日在一起交换意见。 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的谈话充分表明中共团结抗日的诚意。在各方压力下，蒋在12月25日离开西安前允诺了六点意见：1.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2.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6.西北各省军队，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毛泽东曾对此给予肯定：“蒋介石在西安接受了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停止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在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的一种表示”。[11] 1937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停止对红军的围剿。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 确立了“精诚团结，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施政方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表示承认中共合法地位。21日，建立党政军战时体制。8月22日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1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到：“……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